20世纪晚期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将批判目标主要集中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特别是马克思关于生产问题的论见。在国内哲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相对沉寂的今天，就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的上述挑战作出回应和辩驳，将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伟大意义。 一、后现代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 1976年，美国著名学者萨林斯发表他的大作《文化与实践理性》，该书主题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进行批判。萨林斯是否后现代理论家可能并无定论，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却明显受到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书中把“通过生产来满足人的需要”确定为历史唯物主义最基础的一个观念，然后指认，以物质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意识形态，这种最大化逻辑不仅左右着现代西方的一般智慧，而且左右着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因为当马克思把生产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基础时，他正好支持了政治经济学的狡计，从深层观念上论证了主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原则的合法性。“在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中，经济理性的实质是不证自明的，直接来自生产的自然必要性。”（萨林斯，第209页）因此萨林斯断言：“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认识，……在把生产看作是满足需要的自然的、实用的过程时，它与资产阶级经济学联手共同把人与物的异化状态提高到了一种更高的认知能力。”（同上，第216页）萨林斯就这样“重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即将其归结为经济理性的最大化逻辑，由此判定马克思在深层理论逻辑上形成了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共谋。 萨林斯的上述论点直接融入了后现代主义以反现代性为背景解构马克思的浪潮。萨著问世时，正值鲍得里亚完成其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向后现代主义立场的转变过程。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和《生产之镜》（1973）等著作中，鲍得里亚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一整套比萨林斯更犀利更有穿透力的批判，把后现代对马克思的解构推向一个更高水平。鲍氏解读马克思的典型手法是对马克思学说的基础性概念进行破坏性的解读，他宣称：“所有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性概念都必须加以质疑。”（ Baudrillard， p.21） 其最重要最著名的案例是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批判。 众所周知，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无论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还是他的哲学理论中，生产概念都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后现代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把目标集中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尤其集中在马克思的生产概念，这并非偶然。鲍得里亚认为，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对生产力本身却从未提出质疑，而是把生产和劳动当作任何社会中人类的一种普遍能力和本质规定，并把基于使用价值的生产看成反对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基础；但马克思没有意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生产社会，生产正是资本主义最大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学说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共享的深层概念基础。按照鲍得里亚的分析，生产社会的前提性概念是生存需要和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这不仅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也是马克思理解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因为马克思显然是基于生存与匮乏的矛盾，才把他的历史分析集中于经济生产领域；而从生产出发必然导致理性化态度，即遵从工作、算计和物品积累最大化的合理性，这种“合理劳动”的伦理正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鲍得里亚认为在这个深层分析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观点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并无本质区别：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只在经济中进行，并只在生产的内在结构中把握人和历史的本质，这就把经济领域的合理性逻辑扩展到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将生产当成了人类存在的终极性模式；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以现代的生产社会为范本来理解一切社会形态，即从生产的逻辑出发来推论，无论前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未来社会，其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都被生产力所决定，似乎离开了经济领域，历史的概念就是不可理解的。结论是：“马克思激烈地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但他仍然停留在政治经济学的形式之中。”（ Baudrillard， p.50） 要言之，在鲍得里亚看来，由于马克思使用了生产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术语而不加改变，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只能在经济的领域中展开，变成了对生产的体系和功能的分析。结果使得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想，都未超出18世纪启蒙理性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叙事框架。因此鲍得里亚认为，在马克思认为他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决定性批判的地方，他实际上只是再现了资产阶级经济理性的霸权，他所做出的正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辩护。生产按其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共同基础这一意义来说，被鲍得里亚称为“生产之镜”。鲍氏提出，这个生产之镜必须打破，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必须当作意识形态概念加以彻底批判（ ibid， p.47、43） ；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不可能是马克思设想的作为一种新生产体系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彻底反经济反生产的“象征交换”的乌托邦。 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的重新解读提出了两个重大观点：（1）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其后果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并未真正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叙事框架；（2）马克思把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概念，其结果是，马克思哲学理论的深层逻辑正好认同了由生产理性主导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文认为，无论从思想的逻辑还是从文本的根据来看，后现代的上述解读均严重曲解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本意，也误导了当代左派理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认识。 二、马克思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断裂 为什么历史唯物主义把经济和生产作为主要论域？是（像后现代说的那样）屈服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还是另有动机？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有何本质区别？这些都属于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元规划问题”，意义重大。但当年马克思在建立其批判理论时并未直接回答这些“元问题”。迨至20世纪，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些问题作了卓有成效的探讨，这些探讨表现了比后现代理论家更严谨也更公正的态度。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把经济和生产作为主要论域，卢卡奇的解释是：“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卢卡奇，第312页）卢卡奇在此强调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实施批判的理论基础，其问题并不取决于某种抽象的道义原则，而是由它的研究对象即资本主义的本质结构所决定的。按照卢卡奇的分析，资本主义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型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其商品经济和交往经济的组织赋予经济生活一种极其独立的、自我封闭的和由内在规律产生的特性，这是它以前的各个社会所不知道的。”（卢卡奇，第315页）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经济结构的一种理论”（同上，第312页）。卢卡奇特别指明，作为资产阶级科学的国民经济学与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这决不是偶然的。“根据马克思的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性真理和古典国民经济学的真理属于同一类型：它们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制度之内是真理。”（同上，第311页）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和规律又决非资产阶级经济科学抽象的和非历史的范畴所能把握，这个任务必须由历史唯物主义来承担，即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出诊断来揭露资本主义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作为纯资本主义观点的继续和辩证的突变”（同上，第314页）而产生的，它关于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观点特别适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