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在博士论文中就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世界哲学化和哲学世界化。虽然这个命题的本意是说明理论和现实的互动关系，但也不无哲学必须走出国门进而覆盖整个世界之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这个思想进一步升华，表述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56～57、294页。）中国是近代东方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它所孕育的革命形势最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哺育和滋润。历史没有辜负哲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和积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行得有声有色，经历了一个无比生动的辉煌历程。现在，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阶段和以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阶段已告一段落，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为起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的征程已经开始。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阐发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哲学意义将掀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篇章。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创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西方的哲学形态，它的直接的思想来源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马克思经过哲学革命变革批判性地继承和改造了其前驱者的哲学思想，创立了“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新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56～57、294页。）即实践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内容来说，已经摆脱了先前哲学的民族、地域和哲学家个人所具有的局限性，它所开启的是哲学共性，创立的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实践哲学。但就实践唯物主义的现成形式和表述方式来说，它又不能不具有西欧和德国文化的特点。马克思一生都没有写出系统阐发自己思想的哲学专著，最能表明他哲学革命变革实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又一直没能出版，他的学生和弟子们很难准确地把握他的哲学观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前苏联二三十年代的哲学教科书，特别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确定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模本。这些有着严重缺点的著作被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号，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力量推到了中国的面前，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风范和理论水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共领导者们，大多都是具有很高文化水准且又忧国忧民的革命志士。他们为了救生民于水火，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的诚挚渴求，但又深知，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经过自己的消化和咀嚼，才会成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它指导实践的巨大功用。所以中国共产党经过短暂的磨合，很快就打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旗帜，坚决反对各种言必称希腊的洋教条。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深切的了解，他对各种食洋不化的思想贩子的浅薄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说：“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就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98、822、816页。）在毛泽东看来，以欧洲文化形态出现的现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现实存在较大的距离，只有经过自己的消化和理解，变成人民大众都能明白的东西，才能谈到理论结合实际。如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所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98、822、816页。）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98、822、816页。）但是要应用就必须“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是能否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正是在“理论性的创造”上，毛泽东显示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精湛的理解，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天辟地的第一人。 马克思哲学本来是实践唯物主义，但是传到中国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版本只是前苏联二三十年代的哲学教科书和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确实需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在理论上进行重新的解读和创造。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成堆，各种矛盾性质不同，互相交错，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统揽全局的总的指导思想，这是任何具体的原理都不能取代的。毛泽东凭着他的超人智慧，首先对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的精神和实质进行了新的理解和整合。在毛泽东看来，不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界说，它的唯物主义基础是不可动摇的，而唯物主义的精华和基本精神并不一定非得归纳为什么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这对自然科学和一般哲学也许是必要的，而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最切合实际的归纳就是能够应对一切的实事求是原则。为了阐发实事求是，毛泽东专门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实践论》，从认识论的视角强调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和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重要性，以此来实现自己对唯物主义的理解。恩格斯曾说：“原则不是要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观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