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尽管与后殖民主义对东方社会的研究有本质的不同，但它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消解以及分析东方社会的某些方法，或多或少地启发了后殖民主义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主题的确立以及研究内容的进一步展开。本文较详尽地分析了后殖民主义对马克思的态度，以期深化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 一 赛义德（又译萨义德）在其后殖民主义的开山之作《东方学》中引用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句话：“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并把这句话置于该书的卷首扉页，作为全书的主导思路。马克思在说完上面的那句话后紧接着指出：“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头上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8页）马克思的这段话说明了两个重要问题：代表（表述、再现）和权力。在马克思看来，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农民如同口袋里的马铃薯，他们胸无点墨，既不会说话，也不懂政治，只好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文化和政治观点。波拿巴之所以能代表法国农民，就在于他“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头上的权威”，就在于他手中掌握着“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所以，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在此文中，马克思分析了“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面介入”，以及国家权力通过“占压倒的优势”的军队对社会的控制。（同上，第682、683、684页） 赛义德虽然引用了马克思的那句话，接受了马克思关于代表与权力的思想，不过，他把马克思所批判的法国农民“换成”了“东方”，把波拿巴“换成”了“西方”，他意欲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东方无法表述自己；东方必须被西方表述”。在《东方学》中，赛义德详细地研究了东方主义的“殖民话语”，批判了西方对受殖民主义控制的那些地区和文化所进行的知识编码和意识形态迷雾的制造。他认为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是“东方化东方”的产物，是西方对东方的“建构”和“表述”，其目的是为了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化服务。东方之所以“无法表述自己”、“必须被西方表述”，是因为东方没有“权力”；西方之所以能够对东方进行“表述”，是因为西方殖民者占有“权力”——归根结底是“表述”和“权力”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 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中，斯皮瓦克是受马克思影响最深、也是唯一敢于公开支持马克思的人。她在《属下能说话吗？》一文中不仅征引了被赛义德置于《东方学》卷首扉页的马克思的名言，而且还通过引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某些观点，专门分析了马克思这句话中所包含的“消解的和错置的阶级主体的结构原则”。她说，“我们不妨看一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一段著名文字中vertreten（第一意为‘再现’）和darstellen（第二意为‘重新表现’）这两个词的嬉戏，马克思在这段话中把‘阶级’作为一个描述和转换概念，似乎比阿尔都塞在阶级本能与阶级立场之间划分的区别更加复杂”。她认为，马克思在这里争论的焦点是，对一个阶级的描述性定义可以是一种区别的定义——与所有其他阶级的割裂和差异：既然“数百万计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7页）在这里起作用的并没有阶级本能这种东西。她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并不是在创造一个欲望和利益相交合的未分化的主体，阶级意识并不朝那个目标发展，在经济（资本家）和政治（世界历史的媒体）这两个领域里，马克思都不得不建构分化的和错置的主体的模式。 斯皮瓦克也许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表面上是在分析“消解的和错置的阶级主体的结构原则”，如同赛义德对马克思的引述一样，而实际上也是想强调两样东西：代表和权力。她在分析上述“原则”之后接着指出，小农所有者阶级的（缺场的集体）意识在为另一个阶级的利益工作的“代表”身上找到了“承担者”。她强调，“代表”一词在这里不是“darstellen”（重新表现），而是“vertreten”（再现）。她说，“vertreten在英语中用represent（代表，再现），它所讨论的社会‘主体’的意识和vertretung（毋宁说是‘再现’的替换词）是错置的和断裂的”。她认为，西方殖民者和理论家往往故意把“vertreten”和“darstellen”相混淆，她在此处就是要揭示“vertreten和darstellen的共谋”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共谋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要揭露的，正如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所揭露的一样”。 斯皮瓦克说，“我之所以对马克思这段引文作如此深入探讨，是因为它表达了vertretung或再现在政治语境中的内在动力”。她的目的就是要揭示“代表”或“再现”在政治语境中的“权力”。她认为，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代表”的“权力”，而且指出了政治权力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制造社会欺骗的假象。小农阶级在没有自己阶级的代言人时，也就是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时，往往要去寻找一种主宰自己的统治权力作为自己的代言人。这个代言人自以为也同时被认为是属下阶级的代表，其实“毋宁说是‘再现’”——再现自己阶级狭隘的私利。她认为，马克思所揭示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欺骗的模式——在影响源（这里指小农所有者）、‘代表’（路易·波拿巴）和历史-政治现象（行政控制）之间必要的罅隙——不仅意味着对作为个别媒体的主体的批判，而且意味着甚至对一种集体媒体的主观性的批判”（见罗钢、刘象愚，第106-1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