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王东、刘军先生的《“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注：见王东、刘军：《“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以下简称“王、刘文”）一文，颇有启发。但对于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这一称谓来取代“人类学笔记”的做法，笔者认为这不但有悖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而且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贡献也难以做出正确的评价，同时王、刘文在论述更名的依据时证据不充分、不准确。因此，笔者不敢苟同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这一称谓来取代“人类学笔记”是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的说法。现就这一问题同王东、刘军先生商榷，以求教于王、刘两位先生及学界同仁。 一、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 探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解决马克思晚年笔记称谓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个核心问题，王、刘文的解答是：“我们将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归为‘国家与文明起源’，旨在表明他晚年的理论探索是其一生理论追求的必然延伸，其关注的理论焦点是探求社会历史的‘原生形态’问题。”按王、刘文所述，所谓社会历史的“原生形态”即人类社会的最初形式。难道马克思一生的理论追求，到最后必然延伸到“原生形态”的问题。此论断实属大谬也！笔者认为这不仅是对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的误读，也是对马克思一生理论追求的误读。 革命挚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悼词对其一生做了极为精当的评断，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340、857、341-342、342、774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75、251页。）在标志唯物史观基本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恩格斯郑重宣告：“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75、251页。）这些论述，深刻地表明马克思理论的指向是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紧密相联。实际上，马克思一开始就将其理论意蕴不仅仅看作为一般的理论思维的学说，而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锻造锐利的武器。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集革命家思想家于一身，但在他一生中，革命始终是他一贯倾斜的重心。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不过是作为革命家马克思的观念的写照而已。不论是理论上的著述，还是亲身的革命斗争实践，马克思总是把“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5、450-451、451页。）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打碎锁链获得解放，马克思始终怀着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求埋葬资本主义制度，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正确道路。马克思晚年在这方面的探索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最富有革命性和实践性的内容，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因而，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必定源于革命实践而非理论研究的需要，决不是王、刘文所说的“其关注的理论焦点是探求社会历史的‘原生形态’问题”。 马克思原来设想，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不能克服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很快就要来临，并取得胜利。然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却趋于低潮。更为糟糕的是，有些国家的工人阶级革命意识衰退，英国最为典型，“……英国工人阶级渐渐地、愈来愈深地陷入精神堕落，最后，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政党的尾巴。英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完全落入了卖身投靠的工联首领和职业鼓动家手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7、139、346、345页。）所以，在可以预见的短时期内很难看到无产阶级革命重新高涨的情景。新的社会革命的突破口在那里成了马克思晚年探索的重要问题。 同时，现实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也引起了马克思的深思。特别是1872年爆发的经济危机，虽历时多年，涉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但却没有造成资本主义世界的总崩溃。马克思最初认为，危机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总崩溃。他在1875年6月18日致彼·拉·拉甫罗夫的信中写道：“真正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总危机周期的时间在缩短。我一直认为这种时间不是不变的，而是逐渐缩短的；但特别可喜的是，这种时间的缩短正在露出如此明显的迹象；这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寿命的不祥之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7、139、346、345页。）但随着经济危机的发展，马克思逐渐认识到这次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已超出《资本论》第1卷对经济危机所作的概括。这使他感到有些困惑，所以他认为“仔细观察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和职业理论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7、139、346、345页。）他决心推迟《资本论》第2卷的出版，以便等它完全成熟，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他在1879年4月10日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写道：“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这一次的现象是十分特殊的，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7、139、346、345页。） 与西方革命陷入低潮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东方各国却暗流涌动。面对资本主义推行的世界一体化，强迫其它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饱受苦难的东方各民族，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斗志，为保存本民族及其文化价值，而努力探索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特别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印度、俄国和中国等国家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结构变动，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并且日益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紧密地结合，显示出深厚的革命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