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识教程中的“形而上学”是一个与“辩证法”相对的术语。在很多人看来，形而上学是错误和荒谬的代名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可谓势如水火，形同冰炭。这一点简直是自明的，难道有什么疑问吗？然而海德格尔却有一个引人深思的提法，通常的可理解不过表明了不可理解，越是自明的东西越应该成为哲学分析的课题[1]（5～6）。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反对自己时代的形而上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所有的形而上学，也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自己的形而上学维度。我们以往对形而上学缺乏必要的反思，对它的理解失之简单和僵化，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传播与发展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当前我们要正视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上维度，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有的精神、视域、方法乃至活力更好地呈现出来。 一 形而上学的几种含义 哲学史上不乏反讽的事例，大哲学家们往往把形而上学当作攻击的靶子，然而那些反对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往往又被后人冠以形而上学家的名号，如黑格尔用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但他又被视为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马克思反对只是“解释世界”的形而上学，但哈贝马斯却毫不客气地说马克思的思想也是一种形而上学；尼采用强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用酒神精神反对形而上学，他甚至宣称“上帝死了”，但其后学海德格尔断言尼采是“西方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拆构”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海德格尔也未能幸免，这顶刚刚送出去的帽子又被另外一个后学德里达戴回到他自己的头上；德里达则声称要反对形而上学就必须使用形而上学的概念，换言之就必须使自己哪怕暂时成为形而上学……面对形而上学这个充满吊诡的游戏场，我们不禁要问，应该如何理解和界定歧见纷呈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一词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并未出现，公元前60年安德罗尼柯（Andronicos）在编撰亚氏遗著时，先将关于自然的可感觉运动变化事物的著作编在一起，命名为《物理学》，而把现在所谓《形而上学》的各篇章放在《物理学》之后，并集合在一部书内，取名为Metaphysika（物理学之后），即现在的《形而上学》。物理学的对象是可以“感”而知之的，而“物理学之后”的对象则是“思”而知之的。这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但关键是meta指什么，对它的不同诠释将导致不同的形而上学含义。 如果把meta当作“元”，那么形而上学就是“首要与基础之学”，也就是本体论。因为汉字“元”是会意字，意思是“头”与“本”等，这与亚里士多德建构“第一哲学”的本意相吻合。亚里士多德认为，具体学科是研究某一特定领域的专门学术，本体论或第一哲学研究是之为是，也就是作为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2]有学者主张把ontology译为“存在论”或“是论”，但考虑到亚里士多德并不是研究“‘是’本身”，而是问“是的根本”或“本是”（ousia），而ousia要么指作为个别物的“这一个”（tode ti），要么指作为本质和定义的“其所是”（ti estin），二者都指向“体”，前者指的是个别物体或质料，后者指一般（通过logos体现出的“道体”）或形式，所以翻译成本体论并无不妥。作为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研究诸具体学科无力解答的基础问题和基本问题，带有科学之科学之意味。本体论主要追问各门科学的前提和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绝大多数哲学体系都有自己的形而上学部分。在近代以前，哲学家们研究本体或实体（substance），自笛卡儿以后大多数哲学家首先追问的是主体（subject），不管主体还是实体，都有一个sub（在底下作为支撑的东西），可见作为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主要关涉前提和基础问题。 如果meta是“超越”，那形而上学主要指超出感性范围的学说，是“超越之学”，这个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即柏拉图主义。自巴门尼德区分知识（episteme）和意见（doxa）以来，追求无限、永恒、必然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柏拉图、笛卡儿、斯宾诺莎、沃尔夫等人都致力于这个超感性领域的构建。康德虽然认为知识不能离开感性的现象界，但又认为信仰只能离开现象界。黑格尔反对把知识与意见、知识与信仰、物自体与现象界截然二分，他要做的就是用辩证法去贯通所有的领域。在黑格尔的语境中，形而上学代表着封闭、僵死，而绝对精神是富有活力的创造性展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黑格尔那里，个别依然没有地位，作为过渡环节的个别只是绝对精神可以“利用”并扬弃的工具，他的理性本质上是“工具”理性，所以黑格尔又成为存在主义者批驳的对象。 如果把meta解为“在……之后”，那么形而上学主要突出的品质就是反思或“后”思。相比较动物而言，人的行为常常表现出迟滞的特征，因为人对世界的反应（response）是谋而后定。不仅如此，人还对自己的思想本身进行思考，这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谓的“思想思想”。人不仅思考对象，人还思考人与对象的关系，人还能对人与对象的关系本身进行思考，人还能对思考关系本身这个本身进行思考，这逐渐深入的“在……之后”体现出形而上学追本求源的特点，海德格尔就曾说过：“在存在论原野上，一切‘源出’都是降格。”[1]（381）形而上学动人心魄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彻底性。当然，穷根究底的追问将引发无穷后退的问题，必然与本体论的“体”系诉求产生冲突。后现代主义自以为能够通过“解构”和否定来宣布形而上学的终结，殊不知它不能对解构进行解构，而且解构和否定正体现形而上学的本质追求，说后现代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形而上学也并非全无道理，因为后现代主义毕竟还有“主义”。 近代以来还出现了一种形而上学，那就是“追求（be after）物理学”。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自然科学的方法被认为最精确、最有效，用物理学和数学方法构建形而上学的呼声不绝于耳。很多哲学家对最新科学进展总是亦步亦趋，在他们那里哲学在沦为神学婢女之后又成为自然科学的婢女。这种形而上学实质上是“形而下”学，科学主义化的倾向导致了现代西方的许多问题，如“上帝死了”后的价值虚无主义、人的生存“单面化”等等。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肯定是复杂的，但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科学主义化的形而上学对价值和信仰领域处于“失语”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