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实践的迷信与崇拜 当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人类社会动员能力的增强，人类的实践能力越来越强大，藉此，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时期。然而，当人类在高兴地啜饮着实践酿造的美酒时，与实践相伴而来的负效应也日益凸显并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正一步步走向自己设下的牢笼之中。 牢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类自划牢笼而不自知。这牢笼就是对实践的迷信与崇拜以及对自然价值的漠视。诚然，没有实践，就没有人与其他动物的揖别；没有实践，人类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正因为如此，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几乎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对实践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但直到马克思，实践才被正确地认识。然而，实践被正确认识并不等于被正确实施。当实践凭借着理性获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实践就有可能由人类的存在方式变成人类崇拜的对象。人类也因此而自诩为自然的主人！结果，人类的实践就变异成人类理性的崇拜！崇拜与专制相伴相生，实践崇拜最终以理性专制结束！理性专制的结果就是人类实践的无所顾忌！其后果就是人类实践的短视和对实践负效应的漠视！当前，实践的负效应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如果人类任由实践负效应无限制地运行，那么人类“到头来只不过是买了一张走向社会与环境退化的头等车票。”（注：保罗·斯特里滕：《关于人文发展指数的导论》，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6年13-Ⅰ期，第39页。） 情况并不是危言耸听，实践的负效应业已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并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带来的自然危机。它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创造的异态化自然。这种异态化自然包括人化自然、人造物品。它不仅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形成了反人类的异己力量。具体说来，大致有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全球性的自然环境恶化，包括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土地退化、森林锐减、大量物种灭绝、水污染严重和废物成灾等。近几年来，由于侵蚀、盐渍化和污染，全世界沙漠面积每年大约扩大27万平方公里，热带雨林每年破坏率为2％；由于不合理的采伐和狩猎，全世界鸟类中有139种和39个亚种已经灭绝，还有600多种动物濒临灭绝。第二，人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创造出一种有害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人造物品。如海洛因、鸦片等各种有害毒品，对人体基本上有害无益的烟草，各种破坏活动和非法活动使用的工具，等等。 社会危机。这是人类在改造社会的同时创造出的无益于社会进步及人类健康发展的东西。它包括：（1）各种不合理的制度。如各种剥削、压迫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那些否定人性、侵犯人权、大搞种族歧视的制度和惨绝人寰的法西斯专制制度。（2）各种不合理的组织、管理体制。如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要素调配不当而造成在人、财、物方面不应有的浪费；社会的各种不合理的组织、管理方式对人们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压制等。（3）某些社会强力集团、政治派别、宗教派别和个别党派以自身利益为最高或惟一的目标，并因此而无视、否定或排斥社会多数成员和人类根本利益的各种思想和行为。（4）各种旨在破坏他人和人类生存、进步和发展的反社会、反文明的非法行为，如各种各样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违法乱纪行为、各种各样的恐怖和暴力行为等。（5）在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领域里的各种愚昧落后的东西。如各种僵化保守、禁锢进步思想的规范、条框；违背真理和社会正义的言论；伤风败俗、低级下流、不负社会责任的文化作品；贬低科学知识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言行；宣扬愚昧落后的封建迷信等，都是不利于人类生存、进步、文明、自由的异态化的精神现象。 人类自身的危机。它是指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同时忽略了人类自身的改造与控制，忽视了人类的身心健康与和谐发展，忽视了人类精神的提升与净化，忽视了人之为人的尊严、权利、价值和生活，使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非人”的动物。这主要表现在：（1）人口增长过快。20世纪以来，世界人口由10亿增加到60亿，这不仅给人口素质的提高带来极大的阻力，也给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难以想象的压力和困难，同时也使环境不堪重负而最终威胁到人类的生存。（2）人的身心分裂，成为各式各样欲望的奴隶。本来，实践的目的是为了使人身心更加健康和谐地发展，可人又可能被实践的创造物所主宰，而成为实践创造物的奴隶。如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人成为金钱的奴隶，失去了人格、尊严和价值等等。（3）人类精神的沦丧。人类在片面追逐物质享受的同时，丧失了灵魂，最终失去了精神家园，成了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心灵的享乐人。 三大危机是人类实践负效应的突出表现，其根源就在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清，对自然价值的漠视，实践主体身心不和谐、主体间的关系不和谐，社会制度不公正，实践缺乏规范、不受控制而导致实践在放任、盲目自发状态下运行而造成的。因此，消除或减少实践负效应的实质就在于对实践进行科学合理的控制。实践控制的途径有两种类型：内在控制和外在控制。 实践的内在控制，实践主体的自我控制 实践内在控制的实质是实践主体——人类的自我控制。它表明人类本质力量的增强和人类自觉理性的张扬，表明了人类认识的飞跃。人类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类对自己活动的调节与控制正是基于自身理性的机巧（不仅仅是工具理性），这种机巧表现为人类既能正确认识自身的需要——“内在的尺度”，也能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以及自然的自在价值——“外在的尺度”和“善的尺度”。换言之，人类不仅能认识自然满足人的需要的外在的工具价值，还认识到自然内在的价值。自然的内在价值在于它对于自然中生命的目的性，也即是对自然中除人之外的其他生命价值的肯定，这种目的性的表现就是“善”。另外，人类总是生活在社会中和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与否直接影响着人类的健康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因此，人类在实践中需要遵循“和谐的尺度”——“美的尺度”，和谐就是美。如此看来，在实践中，人类需要依据“内在的尺度”、“外在的尺度”、“善的尺度”与“美的尺度”，设计出符合人类需要与客观事物本性的计划、办法、方案来，这样再付诸行动，并在行动中依据反馈回来的客观信息进一步补充、修正和发展，就会使实践观念模型的建构变得更加全面、更加正确、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和人的需要。人类理性与人类实践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人类对自身、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客观事物自在的价值认识得愈深刻，理性意识愈发展，就愈能科学合理地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就可以在对人类最有价值的意义上认识、利用、改造和善待客观事物。另一方面，人的理性水平又取决于实践的发展水平。因此，在何种程度上对实践进行有效的控制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类的实践水平。但是，这两者又不是截然分开的，实践发展到什么程度，同样也受到指导实践的理性程度的限制——即调整和控制实践的能力大小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实践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对实践进行合理控制和有效调节。一句话，实践主体对自身实践的控制水平的高低决定实践效果的合理化程度的大小和实践的成功与否。而要实现对实践的合理的内在控制，必须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