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马克思人学的诞生，实现了一场人学的革命。但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一革命，则众说纷纭。本文立足于存在论（ontology） 的视域，通过对马克思经典文献的反复“细读”，试图揭示马克思人学革命的实质在于实现了一场人学范式的转换：从理论人学转向实践人学（注：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涉及的理论人学和实践人学，乃是一种基于存在论视域下的划分，这一划分的着眼点在于人学的阿基米德点——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或人的本质。从存在论的视域看，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或人的本质有且仅有两种可能：一为“实存”（existence） 意义上的存在，即感性具体、实实在在的存在；一为“本质”（essence） 意义上的存在，即思想性、观念性的存在。凡是将阿基米德点建立在思想、观念之中的人学都是理论人学；而将阿基米德点建立在实存之上的人学则为实践人学。）。 一、从“实”到“虚”：理论人学的逻辑轨迹 西方哲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对人的思考。在西方哲学对人的所有哲学思考之中，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共识”：人是一个二重性存在。“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也就是说，一方面，作为肉体的存在，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律的决定与支配，具有“经验”的一面。另一方面，作为精神的存在，人受自由律的决定与支配，具有“超越”的一面。 在哲学家们看来，重要的不在于认识人的这一二重性的存在结构，而在于把握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和理由，也就是人的本质之所在。人的本质是人学的“斯芬克斯之谜”。那么人的本质在于何处呢？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选择了人之二重性存在的后一方面，即精神性存在的一面。也就是说，他们都把人的肉体存在弃置一边，而专注于从人的精神存在中寻找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所在。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其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的命题：“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命题是西方古典人学中唯一的核心命题，整个西方古典人学都是围绕着这一命题而展开的。“西方关于人的学说，所有的心理学，伦理学，认识论，人类学都是建筑在人的此一定义的框框之内的，自古以来我们都是在从此一教条中引申出来的想法与概念的一团混乱中过日子。”（注：[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3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西方古典人学史就是这一命题的阐释史。 从字面上看，这一命题全面地反映了人之二重性的存在方式：一方面是肉体性的存在：动物；另一方面是精神性的存在：理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哲学家们所关注的核心不在于人是“怎样”的，而在于人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亦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和理由何在。所以，在这一命题之中，重心不在于后一部分——“动物”，而在于前一部分——“理性”。也就是说，在西方古典哲学家看来，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亦即人的本质在于理性。而从存在论的视角看，理性并非“实实在在”的存在，而是思想性、观念性的存在，这就意味着，整个西方古典人学的阿基米德点都建立在“虚幻”的思想、观念之中。因此，西方古典人学乃是一种理论人学。 从逻辑上看，西方古典人学的历史以笛卡尔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理性乃是从人与动物的“外在”比较中得来的属性。也就是说，此时的理性乃是人的一种属性，一种可以把人与动物最终区别开来的本质属性。但至此，哲学家们就停止了自己的前进步伐，而没有进一步对理性本身进行追问。因此，可以说他们找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理性”，但却没有能够进入这一根据之中。 后一阶段的工作则是“直面理性本身”，从理性之上“进入”了理性之中。对“理性”本身的追问，构成了笛卡尔之后西方古典人学的唯一主题。于是有了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先验自我”、费希特的“绝对自我”、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以及费尔巴哈的“类”。如果说，笛卡尔的“我思”尚是一个经验性的存在，那么康德则把任何意义上的感性经验因素都“剔除”出去，从而得到了一个纯而又纯的“先验自我”。既然“先验自我”不再含有任何感性经验因素，那么它也就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实存性”，这也就是说，康德的“先验自我”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而是思想性、观念性的存在。至此，人之感性经验的肉体存在就被彻底“剔除”出了人的本质之外，剩下来的只是一个没有肉身的“空灵人”。费希特、黑格尔更进一步，从其“绝对自我”、“绝对理念”之中“推演”出了人及整个世界。既然“绝对自我”、“绝对理念”是纯粹的概念范畴，那么由概念范畴之间的关系“推演”而来的“人”无疑是一个没有“肉身”的“空灵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灵”。 如果说在前一阶段，哲学家的目光尽管集中在理性之上，但此时的理性尚属经验意义上的理性，与感性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所以，此时的人尚是“实实在在”的拥有“肉身”之人。那么到了后一阶段，特别是康德之后，任何意义上的感性经验因素都被“剔除”出人的本质之外，人变成了一个没有“肉身”的“空灵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灵”。这样的人，就不再是“实在的”，而是“虚幻的”，因此，可以说整个西方古典人学的历程就是一个从“实”到“虚”的发展过程。 二、从“虚”到“实”：实践人学的范式转换 在“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第六条中，马克思第一次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新人学观。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2）因此，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