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本学方法的言说背景 发掘和彰显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意义，是中国马哲界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在破解和探索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课题中，“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成为马哲界响亮的口号。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并予以重新解读是“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基本的方式和途径。孙伯鍨教授认为，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根本缺陷在于，不是从文本出发建立在对文本的历史的具体的解读上，而是从现实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预构了各种各样的理解体系。因而，无论旧的教科书体系，还是现今的哲学“革新运动”所建立的新体系，都涉及到“两个重大的基础性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这种体系的马克思文本依据和理论逻辑依然未得到充分的论证”[1]。 要克服话语的“无根性”而重建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点，就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寻求“事实根据，即言之有据”；二是考察“审视证据的方法，即言之有理”。“前一个方面是外在的确定性，它表现为学术规范；后一个方面是内在的一致性，它表现为思想严谨。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凭借占有事实胡说不行，不占有事实即使再美的言辞也是胡说。我们把这两个问题称之为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文本依据和理论逻辑”[2]。 回到和重读马克思的文本，就是占有事实，这包括考证马克思文本的真伪和确立马克思思想的“硬核”，以此澄清堆砌在马克思头上的伪作和远离马克思文本思想原意的不实之辞。“言之有据”是拥有发言权的基本前提。“加强文本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是理论创新的需要，是回应各种挑战的需要，也是回答现实问题的需要”[3]。 然而，占有事实只是拥有发言权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重新生发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和阐释，激活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在当代的意义，是更为核心的目标。真正实现理论创新、回应各种挑战和回答现实问题，“仅仅考证是不够的，还必须思想”[2]。如何思想？思想离不开思想方法，文本解读离不开解读方法。文本学方法就是解读马克思文本的思想方法，即回到和重读马克思的理论逻辑。 这一理论逻辑的重要性在于，面对相同的马克思文本，能够重新读出一点别人读不出的东西，需要方法的前置和自觉。马克思之所以是哲学大师，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他正是利用了大多数人都能够得到的经验资料（包括官方记录和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但他的突破恰恰在于洞悉了大多数人熟视无睹的事实”[2]。换言之，仅仅是“阅读”文本可能很难读出什么，关键是如何去“阅读”文本，即“阅读”的思想方法。 二、文本学方法的内涵界定 我以为，文本学方法是对经典文本解读模式的反思，是对马克思文本阅读本身的考察。其基本思想是：文本在写作过程中具有历史生成性，文本的解读必须建立在发生学基础上，解读主体通过与文本的历史语境相互交融的历史性生成，建构一种全新的历史性理解视域，旨在消除对文本的先在性强制，为马克思哲学学术创新奠定全新的思考基点。 “文本学的对象域就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研究’。专门标识文本学这样一个新概念，为的是要明确造成一种理论逻辑上的分界。虽然文本学也是研究经典著作，但其基本的认知模型和方法与传统的原著研究已经相去甚远”[4]。这从三方面予以说明。首先，文本学方法对解读客体——文本本身的历史性理解。文本的历史性主要是指文本本身以及作者思想的动态发生过程及其所负载的复杂语境。“所谓‘文本’，并非仅指特定论著中文字的总和，同时，文本的建构也背负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语境。任何文本的生成，都必然与作者历史的文化背景和写作背景密切相关，并且，由于作者本身的认知系统在创作文本的过程中是随着思的动态语境而改变的，这就必然决定了一个作者的文本本身不是一个静止同一的对象”[4]。因此，文本具有隐匿性、流变性、异质性的特点。这与传统原著研究中的现成性、单一性、同质性相区别。其次，文本学方法对解读主体——读者本身的先见性理解。解读主体的“先见”是解读得以正常进行的前提和基础。也正由于此，每个读者不同的先见和不同的解读方法使得文本本身的意境必然呈现为特定的解释话语。“文本所蕴涵的思想不是在其字里行间的显性逻辑中呈线性地自行展开，它需要阅读主体通过自身的解读来历史性地获得”[4]。读者的先见，涵盖解读主体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旨趣。在解读过程中，解读主体呈现出先见性、我（独立）性、思想原创性。这与传统原著研究中的直观性、他（集体无意识）性、被给定性相区别。最后，文本学方法对解读过程——解读本身的互动性理解。解读本身是一个历史视域融合的意义生成过程。文本意义的生成既取决于文本的原意，又取决于读者的理解。诚如蒙田所言：“话语一半在于言者，一半在于听者。”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对马克思的解释将在与马克思视域的历史性融合中获得意义”[1]。因而，文本学方法所理解的解读本身具有开放性、整合性、生成性。这与传统的原著研究中的封闭性、“在手”性、预成性相区别。 三、文本学方法的理论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