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以列斐伏尔为个案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怀玉,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江苏 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河北学刊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5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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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联袂演出的“马克思主义终结论”,逼着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出一种“更加现代的”(实际上是“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者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它试图对传统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本身所呈现的“新的出乎意料的维度”,即“后现代状况”加以理论化[1](P310)。由此,晚期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角度得出一个近似的结论——后现代主义与其基础即晚期资本主义具有着互为表里、彼此辩护的现实同谋关系!而达成如此共识的理论前提是,认为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历史性哲学话语在后现代语境中完全可以被激活而决不可以将其瓦解,但这种历史决定论必须被重新主题化为一种“空间化的辩证法”。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主要不是“物”的再生产,也不是“量”的扩大再生产,更不是同质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而是社会关系的差异化再生产过程。马克思的历史观辩证法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工业化社会生产过程的制约,但他实际上已经隐约地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但是一定空间与时间制约下的物质生产,而且更是一个不断地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的空间的“自我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发展到后现代,它的主导生产方式就是“空间”的生产,而不是“物”的或“社会”的生产。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症状,是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流动化、空间化、全球化发展过程,即“时空的压缩”、“共时性对历时性的胜利”等新的显性特征,无意识地相一致的空间化体验形式[2](P149—150、251)。

      当然,本文尤其关心的是,晚期马克思主义内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实际上包含着更深层的逻辑分歧。这就是,究竟要对空间概念本身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化还原,还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加以空间化改造?是空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化,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3](P104)?如后期的列斐伏尔(一译作列菲弗尔)就给人以一种在生产的历史辩证法与空间的生产辩证法之间左右客串与摇摆的印象。据此,戴维·哈维与卡斯特(Mannel Castells) 一度指责列斐伏尔是一位“空间独立论者”,因此屈从于一种空间拜物教。而他们二人则很明确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城市空间地理问题研究中的更基础的地位。而作为列斐伏尔的学生,索亚则很坚决地用一种空间化的辩证法本体论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历时性逻辑。詹姆逊则把列斐伏尔丰富的多层次的空间辩证法思想简化为一种辩证的空间性认知图绘方法。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要评介一下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重要来源的晚期列斐伏尔所提出“空间的生产”思想。

      辩证法的空间化转向:“超越历史唯物主义”?

      列斐伏尔晚年曾经这样满怀信心、激情洋溢地预言说:

      辩证法又回到了议事日程上了。只不过这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就像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再是黑格尔的一样……今天的辩证法不再与历史性与历史性时间相关联,或者与诸如“正—反—合”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之类的时段性机制有什么关系了……因此,这就出现了所谓的新的与悖论式的辩证法:辩证法不再听命于时间性。因此,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或对黑格尔的历史性的驳斥,达到对辩证法进行批判,此法已不奏效了。认识到空间,认识到发生了什么或在什么地方发生以及通常是指什么,这就是对辩证法的恢复……这就是从精神的空间走向社会空间的过程……在政治科学中,在城市现实的理论中,在对所有的社会的和精神过程的分析中……我们不再说什么空间的科学,而只说关于空间的生产的知识(理论)……这个最普遍的产物[4](P14、17—18)。

      他的本意不是否定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要把辩证法空间化。针对结构主义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共时性方法,针对技术官僚社会所导致的知识领域的过分专业化与碎片化,他重新提出一种以空间化行动为基础的总体性辩证想象,即把现代社会各种具有自足性自律性外观的经济、政治、文化子体系重新加以辩证整合。表面上看,“空间的生产”最重要的敌人是阿尔都塞与福柯,而其实是那个通过符号之镜/抽象空间而牺牲真实界的历史性参考系与日常生活实践起源的拉康。列斐伏尔通过重新激活马克思社会生产概念的“空间性实践”内涵来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合法性意义。

      列斐伏尔有些幽默地夸张了空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础与总体性意义。他认为,空间在社会经济世界中能够发挥多种多样的作用。第一,它起着许多生产力中的一种生产力的作用(传统意义上的其他生产力包括工厂、工具与机器等等)。第二,空间本身可以作为大量地生产出来供人们消费的商品而存在(例如去迪斯尼乐园旅游);也可被用于生产性的消费过程(如用于开设工厂的场地之用)。第三,它可以充当政治性的工具,以更便于体系的控制(如建筑公路,警察镇压游行示威者)。第四,空间充当巩固生产力与财产关系的基础作用(如豪华社区为富人,而贫民窟为穷人)。第五,空间可以充当上层建筑的一个形式(如表面上中立而实际上掩盖经济基础的形式的产生。这一点足以表明,它远非中立的。比如,公路系统看上去中立,其实却为资本主义企业提供便利;它让更多地原料源源不断地、轻捷便利、物美价廉地供应给资本主义市场)。第六,在空间中始终具有某些肯定性的潜能(如真正的人类创造性才能就潜存于其中,还有某些正在复活返璞之中的空间所包含着的无限潜能,均可以为那些遭受压迫与控制之苦的人们带来福祉)[5](P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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