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面临着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只有充分正视并回应全球化所提出的新问题，唯物史观才能获得创新和发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特别是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于全球化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方法论价值。本文试图以全球化研究中的几个焦点性问题为例，对此作一些分析和论证。 首先，我们比较一下“世界历史”与“全球化”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但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明确提出并详尽阐明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理论。这一“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和分析全球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日本学者伊藤诚非常明确地指出，当今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经营，令人想起《共产党宣言》中预见到资本主义通过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深化，带来了生产、消费和文明的相互依存和世界化；这一预见适用于现代（注：参见伊藤诚：《现代世界和〈共产党宣言〉》，尚晶晶译，载《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160页。）。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当今的全球化与《共产党宣言》的时代相比，内容上已有了新的发展。企业的世界性活动不仅体现在产品市场、原料和资源的购买活动方面，而且还进一步扩大到投资、金融和合作关系等方面。同时，资本主义企业不仅限于石油等资源产业，而且还扩大到制造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等领域。不仅发达国家的大企业，甚至一些非发达国家的中等规模的企业，都成立了跨国公司，而且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也明显增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马克思当年所描绘的“世界历史”进程在当代大大加快了，以至于全球化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乌尔利希·贝克所说：“全球性描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从现在起，在我们星球上发生的事情失去了地域的局限，所有发现、所有胜利与灾难都与整个世界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活与行动、我们的组织与机构，按照地方—全球的坐标重新定向，重新组织。”（注：转引自张世鹏：《什么是全球化》，载《欧洲》2000年第1期。） 应该承认，上述意义上的“全球化”与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世界历史”是相对于相互分裂的民族历史与地域历史而言的，是指世界开始形成了一部相互依存和影响的统一的历史，在这里历史活动的主体及基本单位是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全球化”则是指世界各国的历史变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愈益朝着跨国化方向发展。应当说，后者是前者基础上的更高的发展阶段。 从唯物史观角度思考全球化，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和限度。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包括生产、贸易、资本、技术、信息、服务等的全球化。马克思曾经指出，“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是以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上的“世界市场”的形成为基本途径的。大工业“把世界各国人民相互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4页。）。正是凭借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广泛的经济联系，把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 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所述的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以实现全球资源最优化配置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突破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局限，造成了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正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才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当然，今天的情况比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更加突出。由于商品、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的充分流通，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市场”终于真正地建立起来。商品、服务、劳务、资本、信息等充分交易，中介环节简化，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二为一，全球化经济网络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消费者需要的商品，都是全球范围内所可能提供的、最合意的价廉物美的商品；每一个企业都要在全球市场中竞争与合作，为全世界提供产品与服务，以求得生存和发展。大型跨国公司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力量。经济全球化是一场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冷战结束以后所写的一部总结性著作《革命之后》中对此作了分析。他认为，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对马克思而言，所谓“世界空间”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的，这种扩张使其势力所及的所有的社会成为同质（homogenization） 的社会。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普遍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其基础不仅是商品交换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而实现的生产的跨国化。（注：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 但是，经济全球化是有限度的。拉尔夫·达伦多夫对此作了如下分析：首先，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参与了经济全球化，其次，并不是所有领域都应该全球化和市场化，如国家对于法律和秩序、对于福利、对于教育、对于税收的行政管理，还有服务业的某些领域、某些生产部门、某些区域性经济空间，都应该摆脱全球化的压力：“总之有一个全球化的限度问题，无论如何全球化不是未来经济与社会的唯一重要的因素”（注：《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207页。）。哈贝马斯也指出，对市场全球化必须作出概念的专门界定，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