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问题是我国哲学界近20年来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从理论探讨层面上看，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关于人性、异化、人道主义的广泛争论，主体性问题大讨论，关于实践哲学的争论，对存在主义批判研究，关于价值哲学的讨论，关于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争论等一系列问题，都与人本主义问题密切相关。从实践活动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层面上来看，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神圣性问题、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本、人权与主权、人的生命的珍贵问题等都是在现实中遇到而又必须从理论上给予回应的问题。显然，为了解决上述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人本主义思想。但是，在从学理上清理有关人本主义问题研究时我们会发现，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陷入了重重困境。这种困境既有学理上的，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既有哲学方法论上的，也有文化、文明差异方面的。 对人本主义问题的讨论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语义学上和语用学上的纠缠不清，致使对人本主义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难以达成基本共识。从词源学上看，汉语中常用的几个概念：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世俗主义、人本主义等都来源于humanism一词。作为一种哲学理念、哲学学说，humanism译为“人本主义”较为贴切。尽快如此，在西方关于人本主义的含义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统一。事实上，我们对人本主义思想的研究总要到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中追本溯源，无论是在源流上还是在汉语语境上，人本主义的内涵都充满了歧义和语义上的混乱。 关于人本主义思想讨论遇到的另一个困境是对人本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众说纷纭，难以统一，其中有几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人本主义思想直接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神学家的思想。第二种以古希腊罗马文化资源作为西方人本主义思想来源。学者们认为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甚至在希腊神话中，都蕴涵着极为丰富的人本主义思想。此外，还有人到希伯来神话和犹太教—基督教中发掘人本主义思想来源的。 对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研究遇到的第三个困境是学者们研究的理论视角、理解范式各异。由于研究者们切入的层面和关注的问题不同，而且这种局面没能够很好地协调，从而使理论研究难以深入开展。以往学界对人本主义哲学的研究主要从认识论层面展开，理论视角和结论始终局限于认识论阈限内。研究者们把人当作认识的对象和客体，认为只要把握人的某种本质属性，就可以达到对人的本质的把握，进而以某种本质属性构筑起来一套完整的人学理论。但是，人的本质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生成，具有开放性和未特定化的特征，无法用某一种属性去把握人的丰富的规定性。原有的各种视角对人的把握都是片面的，当我们承认某一特点的同时也就遮蔽了其他特点；认识论只能关注作为“存在者”的人的某种属性，而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真正意蕴不在于对人的本性的解释和把握，不在于回答“人是什么”或者“人性如何”之类的问题，而在于从本体论、价值论上对人的生存及其意义给予关照并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为人提供行为准则。 关于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探讨不仅受到学理本身的困扰，还因理论本身与意识形态、文化模式和现实中不断涌现的各种问题发生冲突而产生的张力的困扰，进而影响问题研究的深入和人本主义原则在实践中的贯彻。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导致了对人本主义问题学术研究的政治化，政治禁区直接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这种观点认为，人性的最突出特征在于人的阶级性，从而把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区分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把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视为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大公无私的人道主义，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视为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人道主义，把马克思的早期的人道主义与成熟时期的辩证唯物主义对立起来，这些带有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的观点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人本主义问题的探讨。与之相关的是文化模式或文化差异的原因，往往把人本主义哲学思想与东方的哲学思想对立起来，在学术研究中贯彻“民族保守主义”和“文化排外主义”。伴随意识形态因素的弱化和文化的全球化到来，一些新的非常棘手的现实问题浮出水面，并且与理论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理论探讨的深入。例如，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伦理主义之争，人权与主权之争，人权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冲突，以人为本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之争，人本主义与反人本主义冲突，人类中心主义与反人类中心主义冲突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不断涌现，对这些问题的回应都涉及或者要追溯到人本主义哲学理念探讨本身。但是，人们一时还难以改变对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简单化的做法，在涉及人本主义理论问题时往往无所适从。人们在遇到问题时往往不是进一步深思理论本身和完善理论，而是从根本上否定理论本身，加之我们对人本主义思想理解的肤浅，在表面看来，人本主义哲学理念在面对复杂的现实面前似乎显得苍白乏力，而这种情形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对人本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