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哲学在其走向中出现了一股新浪潮，这就是从理性走向合理性。哲学主题的变化说明了什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它发生这样的变化？ 首先，这是对传统理性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结果。传统哲学是一种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理性主义崇尚理性，这种崇尚到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点。黑格尔的理性有三个特点：既是主体，又是实体和本体。本体化、实体化、主体化的理性，就是形上理性。形上理性的极度张扬表现在对科学采取的傲慢态度上。本来，在古代哲学里，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密切，可以说是同根所生的两朵理性之花。但从笛卡尔以来，哲学就开始凌驾于科学之上，到黑格尔，哲学完全成了“科学的科学”。这种形上理性对形下理性的贬斥，造成了17世纪到19世纪的一种独特现象：哲学抛弃科学，科学也抛弃哲学。所以，传统的理性主义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之后再也无路可走，只能急遽地分裂。 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之后，西方哲学分成两大流派：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使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人本主义使非理性主义泛起。科学主义在对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中，只认科学有认识论意义，把哲学贬斥为没有认识论意义的“生活体验”。不仅如此，而且这种贬斥随着科学在各个领域的胜利进军而使哲学愈益陷入尴尬的境地。工具理性的张扬代替了形上理性的张扬。 现代人本主义是从传统理性主义否定自身之后产生出来的，它的特征是非理性主义。这既是从传统理性主义中产生的对立面，也是对科学主义的反抗。人本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在叔本华和尼采那里是“生存意志”和“权力意志”，在柏格森那里是“直觉”和“生命之流”，在海德格尔和萨特那里是“存在”，在弗洛伊德那里，理性被看成“冰山一角”，认为无意识的“本我”才是“真正的我”。人本主义就是这样在“上帝死了”的声声叫嚷中拆解理性主义，走向非理性主义。但是人的全部历史都说明，人之为人的根据不是非理性而是理性。 现代人本主义的产生是现代化过程中人类现实生活陷入窘境后的自觉。研究现代性理论的韦伯认为，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目的工具理性”（也称“形式理性”）展开的过程。一方面，它使资本主义的经济、行政（官僚体制）法律和文化合理化，另一方面，现代化又使那些终极的、高贵的价值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于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这种“价值理性”（也称“实质理性”）的消失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意义的丧失。因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导致人们无法对世界做整体的了解，也无法对自身做整体的了解，科学理性尽管十分发达，但它也不能提供对人生对世界的终极意义。人不知活着为什么。第二是价值多元性与“诸神不和”。目的工具合理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社会分化的过程，因此，在现代社会，真、善、美三种价值集于一身的现象不复存在。同时，由于科学理性无法回答世界的意义，使价值呈现多元性，甚至不同价值体系存在相互冲突。有些事情，尽管不美而神圣；有些事情，尽管不善但却美；有些事情，尽管不善不美但却真。所谓“诸神不和”，是指各种理性相矛盾、相背反。实现了目的工具合理性，就排挤了价值合理性；实现了价值合理性，就排挤了目的工具合理性。第三是自由的丧失。合理性过程，尤其是行政合理性过程使人的自由丧失。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官僚体制的合理性是必要的，但官僚体制越是合理，整个社会就越是成为一部大机器，作为这部机器的零部件或者要素的每个人就越是被固定在这部机器上失去自由。韦伯把这种由于目的工具合理性所造成的现代生活称为“铁笼生活”，把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称为“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阶段。以上韦伯分析的都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对人的控制。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看，情形不比这更好一些。这里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当代实践活动对自然界的进军在深度上已经干扰和扭曲了自然界自身的进化方向，在广度上已经涉及和影响人类整个生态环境的正常秩序。而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从根本上来说，它的目的和初衷都是好的，也就是说，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的。但它的结果，特别是那些远期的结果，为什么往往同人的出发点背道而驰呢？过去的实践难道不是理性的实践吗？究竟是什么出了问题？这也不得不要求人们进行反思。过去我们的理论不缺乏理性，我们的实践也不缺乏理性。我们缺乏的是真正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