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教授，在我的印象当中，您多次在自己的著述和文章里提及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脉相承的学统对您一生学术之路的奠定有着重要影响；作为学生，我对这一点非常感兴趣。我们是否就从这一点开始今天的访谈？ ●好的。你刚刚提到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统，我想，这的确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资源。具体来说，主要是由孙伯鍨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中重要的方法论学统和文本研究为基础。其中，又尤以其独创的历史的深层逻辑解读法为上。谈到这里，不得不说到孙伯鍨先生。我想1977年前后在南大文史哲专业学习过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名字。孙先生是学历史出身，有着极深厚的国学功底，重视典籍和史学的原野式求证，其整个治学思路中随处可见明显的史学逻辑。他在学界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进行精心、深入的解读而著称。上个世纪70年代，孙先生在其代表作《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中，独树一帜地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两次转变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两种理论逻辑相互消长”的观点。具体而言，他十分注重对两条线索的挖掘：一是黑格尔哲学，另一是古典经济学，并在研究方法上成就了一个相当独特的历史逻辑格局。其中表现出来的历史的深层逻辑解读方法对我影响极大，后来被我命名为文本学的研究模式。实际上，先生对我的影响不光是在治学研究而且是在执教育人、立身处世上，甚至直到先生弥留之际，他在病榻上表现出来的面死而生的精神与气度都是令我震撼的。 这种深远的影响还不止来自孙老师。南大哲学系的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整体，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给了我十分重要的指导。我的硕士生导师李华钰教授以对文本的精细研究见长，当年讲授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时，李老师的文本考据功夫和对文本历史语境的分析令我过目难忘。还应该提到我非常尊敬的胡福明教授。胡先生具有新闻专业背景，他的思想因而呈现出一种敏锐、开放并且面向现实的特点。他讲授列宁的《哲学笔记》相当引人入胜，既处处洋溢思想解放的精神，又显现出扎实的文本基础以及联系现实的原创性研究能力。正是从列宁的《哲学笔记》开始，我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那以后，我开始着迷于研读黑格尔的众多大部头著作，比如后来烂熟于胸的《逻辑学》、《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浸透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对我来说是一种十分受用的哲学话语训练。 今天想起这些师长，我心里非常感激，因为我的学术研究深深受益于这份学术资源。比如我常说，作为学生，在思想上我与已经逝去的孙伯鍨先生是一脉相承的，他的血液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无论在治学的思路还是在方法论上，他对我的影响如何形容都不为过。但恰恰又是孙先生，20多年前就开始在我身上着力鼓励和培养着一种独立的“背叛”的意识。当然这是一种在传承的基础上站立起来的“恭敬”的“背叛”。先生们始终在帮助我们睁开自己的眼睛，在他们开拓出来的道路上不懈地走，越走越有滋味，越走看到的东西也就越多。 这也是现在我为什么在博士生大课上经常跟学生说“我说了，你们不要信以为真”的缘故。我希望他们跟20年前的我一样，真正秉承南大的优良学统，学习、吸收、“背叛”，然后创新！ ○张老师，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文革”那样的社会动荡，我们的成长环境一直是平稳而优越的，每当面对从坎坷中闯荡过来而又成就斐然的你们，我们常常是既钦佩又好奇。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您和您的同学在那个时代的学习状态。 ●我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研究生。我们那一届同学相对比较年轻，思想活跃，同学之间相处融洽。当时的研究生是由导师们共同指导的，师生之间经常进行平等的研讨。比如专题研究，由老师开出书单，拟出思考提纲，然后先由某一个同学做主题发言，而后师生们便畅所欲言。尤其突出的是，那一代大学生对知识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大家对学习极为投入，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用来阅读和思考，这种氛围和研讨对我启发非常大，老师们民主的授课方式今天看来真是结出了累累硕果。正是那时候打下的扎实基础使大家今天能够在各自的领域中有一番作为。 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否定之否定”学说。在当时这是大多数同学不愿意去碰的题目，我是花了大功夫的。我当时从肯定、否定、一直写到否定之否定，感觉构造了一个挺漂亮的庞大辩证法体系。但其实这个体系更像黑格尔的逻辑学，把黑格尔哲学搬入论文当中，无意识地犯了一种隐性唯心主义的错误。孙先生让我重写，他指出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面对现实的实践哲学而不是思辨哲学。硕士论文初稿22万字，后来压缩到5万8千字。即便如此，现在看来，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史形成过程把握不足，那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和“论”的结合方面并不是很成功。 我曾经对学生说过，硕士阶段的学习最关键的是方法论的习得，包括听课的方法、做专题笔记的方法、思考的方法、提问的方法、积累资料的方法、搜索研究文献的方法以及撰写研究论文的方法等。毕业以后，我在构建学术研究平台方面也始终十分努力，读书习惯由从前没有选择地乱读书，转变为系统地、根据读书和研究规划来阅读。在南大的6年学生生活中我打下了坚实的原著阅读基础，有关的哲学、经济学文本都读了不止一遍，并且都是在孙先生的带领下从头到尾认真推敲读完的。所以，我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和一些二手研究资料都相当熟悉。后来为了拓宽自己的思想史背景，还对西方哲学、心理学、自然辩证法、科学认识论和人本主义等方面做了专题性研究。那时候每次全国的学科研究会议我都去参加，并且每做一个专题研究都会积累大量的笔记。像研究“人学第5代”时，就做了17万字左右的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