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文化向生态文化转型的直接原因是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由此导致的人类生存困境。现代文化向生态文化的转型，不仅要求改变现实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要求转变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思想文化观念是文化形态的重要方面，它作为稳固的观念形态，对人们的行为活动存在着广泛的制约、引导作用。因此，反思现代文化范式的局限及其破坏性，探讨生态文化范式的性质、特征和思想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现代文化向生态文化转型的思想根源主要是现代文化本身的局限和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在这里我们首先讨论后一方面。20世纪物理学革命首先动摇了现代机械论世界观的基础，物理学革命主要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它们带来了机械论物质观、时空观、运动观、联系观的根本变革。量子力学揭示，在亚原子层面，物质不再是孤立的实体性存在，它根据主体观察的不同方式而呈现出波粒二象性，从另一种观察角度看是由能量组成，是动态的存在。在量子理论中，事情的发生不再有明确的原因，而与系统整体密切相关。在量子力学基础上，G·丘的靴袢理论、玻姆的隐序理论建立了新的世界图景。靴袢理论试图从整体的自洽性解释粒子的特性及粒子间的相互作用，将宇宙看作相互关联事件的动态网络，粒子之间的能量、信息相互含摄，“每一个粒子都是由所有其他粒子组成”，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整体自洽性决定了整个网络的结构和秩序；隐序理论认为在现象世界背后存在一个更深层面的秩序，现象世界透过它构成相互关联的网络整体，每一事物在一定意义上都隐含着整体的秩序，但这一秩序并不是静态的结构，而是动态的秩序。[1]可以看出，物理学革命对于引导人们超越机械论世界观，导向有机整体论、系统论的世界观具有先导作用。 生物学与生态科学的发展为生态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按照冯·贝塔朗菲的说法，生物学的知识体系是在20世纪中期逐渐形成并完善起来的。随着生物学的发展，它逐渐超越物理学知识体系，形成自身关于生命、关于世界的独立的理论体系。[2]在它看来，生命有机体、生态系统不是消极被动的机械存在物，而是具有自组织、自选择、自调节能力的能动的主体；人不是独立于自然万物之外的主体，而是与自然万物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共处于同一生态系统之中；发生在生命领域、生态领域的现象，不能还原成孤立静止的基本粒子，而是系统演化过程中产生的不可逆现象。正是在生物学、生态学理论的基础上，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自组织演化理论等复杂性理论相继发展起来，促进了生态文化有机整体论世界观的形成。 后现代文化是现代文化向生态文化的转型的过渡阶段。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思潮，以反思现代文化为主要特征。后现代主义包括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两类。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以否定、反叛现代文化为特征，但对于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形态缺乏足够的认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大卫·格里芬、小约翰·科布为代表，主张通过对现代文化的修正，建构一种后现代文化。它批判机械论世界观和科学主义，但肯定现代世界取得的巨大进步和科学本身；主张恢复有机论的世界观，在对近现代文化和古代文化辩证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一种超越工业文明，人—社会—自然有机统一的后现代世界观或文化观。生态文化是在后现代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建设性后现代文化，并日渐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主流。 伴随后现代文化的兴起，思想文化界还出现了向古代文化特别是向古老东方文明寻求思想文化资源的思潮。西方文化界许多有识之士如怀特海、汤因比、卡普拉、李约瑟、纳什等，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道家文化推崇备至。道家文化中自然大化的天道观、“天人合一”的整体论世界观、遵循自然的行为准则，以及注重自然本性的人性理论等在今天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生态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体现为环境伦理学的形成与发展。环境伦理学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1)人类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学。它认为，人类的幸福取决于环境的质量，保护环境是为了人自身的利益。由于人类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学仍然把环境视为实现人类目的和价值的手段，因而，它被后来的环境伦理学看作是肤浅的环境伦理学；(2)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和辛格的动物解放理论。利奥波德将伦理学关注的对象扩展到生态共同体，认为自然界和环境具有自身价值，人类不再是惟一得到关注的对象。辛格认为人和动物在痛苦和快乐的感受能力方面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动物具有与人一样平等的权利，使用动物做通常实验是不必要的；(3)奈斯创建的深层生态学。它将自然界看作完整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整体的价值高于个体生命的价值，主张限制人类对生态系统复杂性和共生性的干扰。与此相关的还有拉夫洛克提出的“盖娅理论”，它将地球看作一个具有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能力的生命体，“一个完整的行星生命”，把动植物、岩石、空气和海洋视为相互关联的有机统一体。环境伦理学广泛探讨了伦理的准则，生命、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动物权利，人与自然万物的联系，生态系统的内在联系和演化规律等问题，构成生态文化思潮的主体。[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