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哲学为安全实践提供指导行为的核心理念,不同的安全哲学的核心理念又产生了不同的安全认知方式与安全行为模式。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的蔓延,导致人们对传统安全理论的质疑与对新的安全哲学理念的普遍需求。在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给安全罩上重重阴影的各种传统安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环境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等)的“风险”,也正在构成某种“全球化”的势态,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并使“政治成了战争的继续”[1](p.ix)。因而,对安全哲学新理念的期待成为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同心愿。 一、“优态共存”拓展安全实现的可能性限度 哲学是对存在的理性反思,安全哲学则是对人的安全生存状态及其实现的可能性限度的理性反思。安全问题是人类生存中最基本的问题,是古往今来人们追求的首要价值,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首要指向,甚至还是人们视为“超自然的信仰”而顶礼膜拜的对象[2](p.25)。 安全的内涵首先可以从与安全相关的行为中得到描述:如避免受到攻击、侵犯、伤害乃至灾难等显在或潜在的危险;消除种种由不确定感、不稳定感、无保障感等导致的恐惧心理;控制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犯罪蔓延、瘟疫传播、毒品泛滥、移民过度、经济崩溃、环境恶化等趋势;努力防止使用武力、扩散武器、种族冲突、爆发战争,等等。因此,人们总体上形成的最朴素的安全内涵是:太平无险。其次,还可以从词源上进行解析:如英文中的安全词汇有形容词“Safe”,其含义是免于危险与伤害;有名词“Safety”,其基本含义是安全的条件以及避免危险与伤害;另一个名词是“Security”,它的基本含义是免于危险的条件和感觉,以及确保此条件与感觉而进行的努力[3](p.1271,1309);《现代汉语词典》对安全的解释是: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所以,从广义角度来看,安全的含义包括身体上没有受伤害、心理上没有受损害、财产上没有受侵害、社会关系上没有受迫害的无危险的主体存在状态,或者是国家没有外来入侵的威胁、没有战争的可能、没有军事力量的使用、没有核武器使用的阴影等状态。 从安全哲学的角度分析,理解安全内涵的视角本身制约着安全实现的可能性限度。如从“威胁论”的视角把安全理解为“没有威胁”,安全则是一种“危态对抗”式的均衡;而从“和合论”的视角把安全理解为“和合互动”,安全则将是一种“优态共存”式的共建。 国外的国际关系理论多从“威胁论”的角度理解安全。现实主义理论学者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认为:“安全,在客观的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的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注:Arnold 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2,see Terry Terriff,Security Studies Toda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p.2.)同一立场的对安全的概括还有:安全就是“摆脱战争的相对自由”(注:Ian Bellany,"Towards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See 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Second Edition,Hemel Hempstead,Harvester Wheatsheaf Press,1991,p.16.),或是“获得价值时威胁的不存在”[4](p.2)。另外,大卫·A·鲍德温(David A.Baldwin)在《国际研究回顾》(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杂志上发表的《安全的概念》一文中,提出过对安全概念至少要做七个方面的基本分析;巴端·布赞(Barry Buzan)在《人、国家和恐惧》(People,State and Fear)一书中,则归纳讨论了12种不同的安全定义。而《当代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 Today)一书则对安全作了全面的总结,其作者坦利·特里夫(Terry Terriff)认为,关于安全首先要回答的是:第一,我们关注安全将聚焦于谁或者什么?它应当是国家、建基于民族或性别上的团体还是个体?我们必须置哪个层次为安全考虑的优先层次?第二,谁或什么在威胁着安全?是国家还是被决策者制定的政策?或者是从环境问题上产生的非国家因素,如贩毒及跨国犯罪等方面产生的功能性威胁?与此相应的两个新问题是:谁提供安全以及以什么方法保障安全?而后两个问题的回答又有赖于对前两个问题的回答[4](p.3)。坦利·特里夫的设问很有理性反思的水平,但他的种种设问均建立在“威胁论”安全观的立场上。“威胁论”安全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危态对抗”式的安全思维,因为我们不难从西方历史中获知,在“不安全”的名义下,“人们把恐惧、权利和权力汇集于神、君主或主权国家,以在自然的变迁兴衰,防范其他的神、君主或主权国家中保护他们自己;在它的名义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出来,并被美化为为了国家利益而使用这些武器于具有自杀性意味的安全困境中;在它的名义下,人们很少注意到在国际关系中数十亿各种各样的武器被制造出来的同时,数百万、数千万人却在科学知识进步而智能保持沉默中被杀害”[2](pp.24-25)。“威胁论”的安全观引导行为者一定要划定我、你、他的明确的安全界线,进而制定出相应的对抗性策略,如扩大军备以防止最坏情况等,这恰恰限制了安全在本质上实现的最大可能。 而中国历史上的安全认识则多从“和合论”的视角来理解。中国有不少与安全相关的成语,如“安然无事”、“安枕而卧”、“安居乐业”、“安邦定国”,“安不忘危”、“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危而不持”、“危机四伏”、“危在旦夕”,“天灾人祸”、“天下大乱”、“天下太平”等,其中有些成语产生的特定语境是指涉王朝盛衰、国家安危、天下兴亡的。可是,在如何确保安全与维护安全方面,中国人表现出一种更为宽广和合的安全思维。中国人历来把安全与和平结合起来考虑,因而显示出对安全的一种特别的理解与独特的视野。 最早全面反映中国人传统安全思维的是《易经》。《易经》是一本有着独特安全意识、安全范畴、安全原则与安全思维的理论典籍,因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深刻反映安全哲学理念的奇书。《易经》因为重视安危吉凶与人的生存发展的关系,因而通篇文辞多有警戒危惧之意,反复强调“预警安全观”与“防范安全观”的确立与重要性。如《周易·系辞下》云:“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绐,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可见,“易之道”在于通过始终不懈地警戒惕惧,努力求得平安无险,没有灾咎。通观全书,《易经》的安全哲学可概括为“保合太和”四字,与此相应的安全理念则是“和合中庸”,安全原则是“预防在先”。因为以“和”为本的安全思维能使人心气平和,透析事理,知晓艰险,明断天下吉凶得失,进而帮助人们预防风险、度过难关、保证无咎、取得成功。由此可见,《易经》可视为一本蕴含着微言大义的安全哲学典籍,并且一直影响与规范着中国人的安全思维。 安全内涵的理解程度与安全可能性的拓展程度,反映着安全哲学观的深刻性程度。《易经》“保合太和”的安全哲学源自“自强不息”精神与“厚德载物”德性的完美统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待人情怀与“中庸”处事原则的完美结合。根据《易经》“保合太和”的安全哲学与“和合中庸”的安全理念,我们会发现,从避免威胁与恐惧的角度所理解的安全,只是一种狭义的有待于深化的安全认识。事实上,威胁和恐惧在现实生活中是警戒性很强的词语,它总是被人们关联到处于生存危险的生命体验与生死存亡的国家历史中。如果我们只承认安全是“威胁的不存在”,就会在现实中寻找威胁并试图进行消除,于是设想的敌人或对手就会成为去不掉的影子,进而使对抗与复仇成为无休止的延续。倘若我们从生存状态与发展状态的“和合”、“优化”角度来关照安全和体现安全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提出一种新的广义的安全观,即把安全看作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superior co-existence)[5](p.9),这样,对安全本质的理解就从危险状态的避免拓展到“你安全我也安全”的优化状态的建构上,从而使安全的理解趋向于更加积极和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