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对已经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着的人类历史现象的提问，说到底是对现存的那些已经束缚着人们思想创造的那种理性精神的反思，是新时代的理性精神的创造。所以，哲学对任何历史现象的提问都与特定时代的哲学主题相联系，都是一定时代哲学发展的体现。20世纪以来，西方人提出现代性问题，就是对自15世纪开始的西方现代化运动的理性精神的反思，20世纪的哲学运动正由此而发展开来。如果从这一视角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我们就会看到，近十年来，我国学术界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对20世纪初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理论所进行的一次深刻反思，是围绕21世纪中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而展开的一次新的哲学创造活动。既然如此，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和视野本身就成了一个哲学问题，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基于这一理解，本文特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和视野作为论述的主题。 一、反思与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已提出了，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系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注：武汉大学哲学系雍涛教授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提法做了考证，指出，在原文中，毛泽东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现在用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概念，是建国后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修改而来的。详见雍涛著：《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66页。）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P534)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有实践的意义，又有理论的意义：就其实践意义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西欧工业革命的产物，又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它深刻地反思并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揭示了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以及从资本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而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实质上就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然而，在当时，中国尚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不仅远没有达到西方工业文明的程度，甚至连国家主权都不完整，而没有完整的主权，是根本谈不上建成社会主义的。为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就必须担负起双重的任务：一是要取得国家完整的主权和实现民族独立。这是中国独立发展的前提条件；二是要以社会主义的方式使中国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完成这双重任务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内容；从理论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注：我国学术界依据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叙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我认为，这种划分不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质与内在联系。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在这里直接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创造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的新精神。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其理论创造而言，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又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再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中国革命的实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一步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一方面，它要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使其上升为理论，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它要把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之中，能动地改造中国社会，积淀为中国的新文化、新传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这一依赖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且还以理论形态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性。 由此可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非常现实而具体的内容，它所提出和研究的每一个问题、使用的每一个概念、范畴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而我们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却把这些问题、概念和范畴中的现实的和历史的内容都抽去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变成了书斋的学问，成了空对空的范畴演绎。这几乎已经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范式。由于这种研究范式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变成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标志着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的总体性概念，是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动态概念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哲学体系，是一个具有逻辑严密性的静态概念。由于这种区别，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就被当作两个不同的哲学问题来研究：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其中的主要内容有：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范畴，理论性质；或者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去分析一些现实的问题；从研究哲学人物的视角研究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等。这些研究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讨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色的研究方面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但由于这些研究都是在哲学观念的层次上展开的，所以，在根本上还缺乏理论的创新性。与之不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对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运动，它是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的总体加以探讨，不仅要从整体上考察其理论形态的性质、内容和特点，而且要揭示每一个理论中所包含的中国现代化的实际内容。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不仅是对历史的深刻反思，而且也是对历史的重新创造。这种研究无疑比前者的研究更为深刻、更富有活力，但是，它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的提出也比前者更需要条件。如果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任何时期都可以成为学者们的研究课题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只有在中国历史发生剧变的时期才能被提出来，成为人们研究的课题。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已有历史轨迹出现中断，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失去平衡的时候，才会被提出。否则，在中国社会稳定的时期，当人们还能够按照以往的生活方式继续生活下去的时候，人们是绝不会去反思自己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课题当然也就不会被提出来。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只是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存在，而没有提升为哲学的研究对象的根本原因。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一下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历史的变化就很清楚了：90年代以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局部的，并没有全面展开，计划经济的体制和观念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有理论和实践还主导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保持着中国社会的相对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不会去反思自己的历史，自然也不可能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课题，然而，进入90年代后，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走向了全面市场经济建设。从计划经济走向全面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从经济到政治、意识形态发生的一场深刻而全面的变革。这场变革猛烈地冲击着人们原来的观念、意识和心理，打断了原有的历史进程，迫使人们反思自己经历过的东西和现实存在的东西。这时，人们才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光有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不够的，它还必须建立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为此，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支配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理念，只到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联系才被揭示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才作为一个哲学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