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研究的反思

——形而上学的遗产与实践哲学的发展路向

作 者：
王南湜/谢永康 

作者简介：
王南湜，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永康，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学习与探索

内容提要：

实践哲学的复兴不仅是上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最可注意的事件，而且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几十年来最为重要的发展趋向。自从上个世纪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来，“实践”一词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为重要、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但在赞同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或哲学的实践转向这一口号的名义下，人们所使用的“实践”一词在实际上却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就大多数情况而言，人们似乎并未摆脱理论哲学的思维方式，试图以理论哲学的方式构建实践哲学的体系。其结果是，尽管关于实践哲学的谈论越来越多，但研究本身却陷入了徘徊不前的状态之中。这种情况表明，实践哲学的研究正面临着一种抉择，即对于我们以往实践哲学的研究，必须进行一种反思，以便能够深化这一研究。赵家祥教授的文章《准确把握实践界限，克服泛实践论倾向》，对实践哲学研究中的一种“泛实践论”倾向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泛实践论”无限扩大实践的范围，把本来不属于实践范围的活动也归入实践活动，从而把实践泛化。王振林教授的文章《当代实践哲学与生活世界理论》，在对当代西方实践哲学复兴的意义充分肯定的基础上，对其理论上的缺陷给予了揭示，认为这些理论立足于人的单子式的独立个体，从人的心理的、生理的个体发生学来解释人所特有的实践活动，而忽略了物质生产实践这一“历史的真正基础”。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长福教授的《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西方实践哲学源头初探》一文。作者在文中深入探讨了一个人们往往熟视无睹的问题，那就是作为西方哲学之源头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所隐含的制作图式问题，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如何将制作图式本体论化、语言逻辑化，使该图式获得了一种强大的程序性力量，可以普适于一切事物的分析，变成了影响整个人类的思维方式。以形式规范质料，这的确是西方理论哲学之根本性思维模式，不仅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如此，康德的思维形式综合感觉材料而构成知识的知识论如此，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也是以作为形式的工具体系对于劳动原料的综合。而且尤可注意的是，这样一种理论哲学的思维模式却奠基在我们今天称之为物质生产实践的制作模式之上，从中我们似乎还可以引申出，如果我们把人类的现实活动划分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生产实践或劳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或互动，如果还存在着一种与之根本有别的思维模式的话，是否就必定是奠基于作为交往实践的对话模式之上的呢？王南湜和谢永康的文章《形而上学的遗产与实践哲学的发展路向》，则对近几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发展，从超越形而上学这一根本性视角进行了反思；认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是普遍与特殊的矛盾，在近二十年来对马克思实践思想的讨论中，人们逐步意识到了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并试图走出这一问题，但由于始终没能摆脱这一问题的框架，所以“走出”还不能说是成功的。要成功有效地走出形而上学，就必须“消解”而不是“解答”形而上学的问题，其关键就是要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发现“非抽象”的领域。当然，这些反思性讨论还是初步的，尚需人们大力推进。 （王南湜语）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5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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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实践哲学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因此如何对待形而上学就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探讨都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如何对待形而上学遗留下来的问题甚至如何理解形而上学，决定着各种实践哲学不同的进路，也标志着我们在“超越”的方向上走出了多远。下面我们就以这一问题为视角，对近年来我国的实践哲学探讨做一些考察和反思。

      一

      对于现代实践哲学而言，理论哲学不仅是与其相对的哲学传统，也是其所要超越的直接对象。如果一种哲学理论认为其可以找到一个超越生活世界的绝对视点，认为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那么它就是一种理论哲学；反之，如果认为理论不可能超越现实的生活实践，承认理论的有限性，则是实践哲学。那么，我们说的现代实践哲学对理论哲学的超越是否就是坚持后者并将前者宣布为“过去”呢？是否就是在两者之间做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呢？事情显然没有如此简单，因为理论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已是我们探讨的前提性的东西，我们的任务乃是要从中踏实地走出去。

      这样就不得不涉及形而上学的问题了，因为理论哲学最终只能是形而上学，并且理论哲学在西方哲学历史中的确也主要表现为形而上学。我们不难理解，理论要获得其超越于生活世界的视点，如果不借助于神学的信仰的话，就必须通过抽象，从特殊中抽象出普遍，从多中抽象出一，从感性经验中抽象出概念。形而上学的本质正是源于这样的抽象过程之中。正如阿多尔诺所说，“形而上学就是以概念作为其对象的哲学形式”[1](P4)。而这里的概念本身却是包含着矛盾的：一方面，概念被认为代表着一个本质的、普遍的存在，被认为是经验的、个别的存在物的基础；另一方面，个别和杂多的事物独立的存在不仅没有被完全否定，反而，自亚里士多德开始，其与抽象领域之间不可调和的关系就一直是形而上学的主题。所以阿多尔诺才说，形而上学可以被理解为本质世界与现象世界之间“裂缝”的产物[1](P19)。所以说，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这两个领域的矛盾，我们也可以将其概括为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哈贝马斯将到黑格尔为止的形而上学概括为四个方面：同一性思想、理念论、意识哲学作为第一哲学、强大的理论概念[2]。前三方面可以说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形而上学是如何纠缠于其基本问题之上的，第四方面则道出了理论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内在相关性。

      看来，我们对理论哲学的超越必须落实到对形而上学的超越上。前面我们对形而上学的本质和基本问题的揭示包含着这样两层意思：一是以往的形而上学都以确立一个普遍的本质世界作为其最根本的任务；二是这一任务本身又意味着其永远必须面对这样的难题，即如何将个别事物吸收入自身之中。就前者而言，形而上学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建立一个封闭的抽象体系，而就后者而言，形而上学的体系一开始就必定是有“裂缝”的。很显然，我们要走出形而上学，就必须从这个“裂缝”开始。

      我们知道，西方的理论哲学始终在追求万物的原理或始基(archee)。尽管这种活动本身就与感性世界的存在物相关（为其奠基），但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初却并没有被认真考虑，甚至没有被意识到。相反，最初的哲学努力主要集中在从经验世界中分离出一个独立自存的世界来，这个世界被认为是经验世界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是唯一真实的世界。巴门尼德区分了存在与非存在，并相应地区分了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他的哲学从不考虑流变世界，而只是将其留给了知觉和意见。这一思路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得到了继承。苏格拉底认为唯有概念才是客观的普遍性，才对一切有效，因此科学的任务就是规定概念的本质，即下定义[3]。苏格拉底的这种观念主要是运用于伦理学，而柏拉图则将其推广到所有的领域。柏拉图的理念是适用于所有个别事物的类概念，它们是所有经验世界中的存在物的原型。但是柏拉图却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从理念出发到达其摹本——具体的存在物。尽管柏拉图先后提出“分有说”和“通种论”，但这一问题最终并没有得到解决。

      显然，柏拉图理念论受到了普遍与特殊这两个领域之间矛盾关系的困扰，但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已充分意识到并认真对待这种关系，因为在他看来，现象世界并非一个实在的领域。与柏拉图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肯定了特殊事物的真实性，即本体必须是个别的，而普遍的理念不能与个别事物相分离，只能在个别事物中体现。亚里士多德似乎避免了柏拉图理念论的困难，但却马上陷入一种更深层的困境之中：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无疑是探索第一原理的科学，如果这一原理是普遍的，那么就必定不是本体，而如果原理的性质不是普遍而是个别的，它们就是不可知的，因为任何事物的认识均凭其普遍性[4](P56-57)，“可感觉的个别本体既不能有定义，也不会有证明”[4](P54)。一方面是可认识的普遍，而另一方面则是不可知的个别，这两者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才真正构成了一种对称的紧张关系，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正式形成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意图绝不是要将其理论引向不可知的感性个别事物，相反，他要将这些被理论抽象必然地遗漏掉的内容重新通过概念的方式保存下来。这其中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而形而上学的真正目的正是要通过理论解决这种矛盾。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包含着重重矛盾的根本原因。例如，在形式是普遍还是特殊这一问题上，从《形而上学》一书中就可以引出多种不同的答案，但无论如何，对此问题的各种回答都隐含着理论的一种意识形态倾向，即将特殊的内容强纳入概念自身的逻辑之中。亚里士多德的工作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形成了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结构，为后来的形而上学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第一次以理论的方式为形而上学树立起一个消极的“他者”（不可知的个别），这个“他者”始终是形而上学不完全性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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