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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哲学的复兴不仅是上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最可注意的事件，而且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几十年来最为重要的发展趋向。自从上个世纪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来，“实践”一词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为重要、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但在赞同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或哲学的实践转向这一口号的名义下，人们所使用的“实践”一词在实际上却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就大多数情况而言，人们似乎并未摆脱理论哲学的思维方式，试图以理论哲学的方式构建实践哲学的体系。其结果是，尽管关于实践哲学的谈论越来越多，但研究本身却陷入了徘徊不前的状态之中。这种情况表明，实践哲学的研究正面临着一种抉择，即对于我们以往实践哲学的研究，必须进行一种反思，以便能够深化这一研究。赵家祥教授的文章《准确把握实践界限，克服泛实践论倾向》，对实践哲学研究中的一种“泛实践论”倾向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泛实践论”无限扩大实践的范围，把本来不属于实践范围的活动也归入实践活动，从而把实践泛化。王振林教授的文章《当代实践哲学与生活世界理论》，在对当代西方实践哲学复兴的意义充分肯定的基础上，对其理论上的缺陷给予了揭示，认为这些理论立足于人的单子式的独立个体，从人的心理的、生理的个体发生学来解释人所特有的实践活动，而忽略了物质生产实践这一“历史的真正基础”。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长福教授的《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西方实践哲学源头初探》一文。作者在文中深入探讨了一个人们往往熟视无睹的问题，那就是作为西方哲学之源头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所隐含的制作图式问题，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如何将制作图式本体论化、语言逻辑化，使该图式获得了一种强大的程序性力量，可以普适于一切事物的分析，变成了影响整个人类的思维方式。以形式规范质料，这的确是西方理论哲学之根本性思维模式，不仅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如此，康德的思维形式综合感觉材料而构成知识的知识论如此，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也是以作为形式的工具体系对于劳动原料的综合。而且尤可注意的是，这样一种理论哲学的思维模式却奠基在我们今天称之为物质生产实践的制作模式之上，从中我们似乎还可以引申出，如果我们把人类的现实活动划分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生产实践或劳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或互动，如果还存在着一种与之根本有别的思维模式的话，是否就必定是奠基于作为交往实践的对话模式之上的呢？王南湜和谢永康的文章《形而上学的遗产与实践哲学的发展路向》，则对近几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发展，从超越形而上学这一根本性视角进行了反思；认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是普遍与特殊的矛盾，在近二十年来对马克思实践思想的讨论中，人们逐步意识到了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并试图走出这一问题，但由于始终没能摆脱这一问题的框架，所以“走出”还不能说是成功的。要成功有效地走出形而上学，就必须“消解”而不是“解答”形而上学的问题，其关键就是要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发现“非抽象”的领域。当然，这些反思性讨论还是初步的，尚需人们大力推进。 （王南湜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