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研究的反思

      生活世界是人生存的一个基本事实，也是当代西方哲学普遍指向与关注的领域。生活世界的引入，既凸显了实践问题本身的重要性，颠倒了理论优于实践的古典关系，也引发了近代主体理性概念的根本问题。实践哲学的复兴，既表明哲学的思维方式与问题视域的转换，也表明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对自身认识的深化、超越与更新，更表明哲学对人的生存关怀以及对生活的贴近。

      当胡塞尔从理性批判的角度引入“生活世界”的概念之后，实际上也蕴涵着哲学主题与根据的变化。西方哲学家不仅意识到生活世界是其哲学研究无法悬搁与回避的一个基本事实，而且将其作为自己哲学探索的出发点。胡塞尔的重要成就之一是以现象学的方法诱发了一种从认识论的视角来建构世界的概念。在胡塞尔之前，笛卡尔、特别是康德揭示了主体或意识是世界的存在何以可能的基础。在笛卡尔那里，普遍的怀疑不仅没有使我们失去什么，反而从“我思”的实在性构建起了“世界的确实性”；而在康德那里，意识作为使经验世界成为可能的先天条件，意识的统一性正好与世界的统一性是同时的。继康德之后，胡塞尔在论欧洲科学危机的文章中，从理性批判的角度引入了生活世界概念。胡塞尔针对当时自然科学客观主义遗忘自我的理想化倾向，坚持认为生活世界是现实的奠基性的层次，并将自然的生活世界引入到先验的发生中来。从“生活世界”出发，胡塞尔所做的努力是“探讨绝对属己和彻底自明的基础，他想用现象学的方法来解释日常生活实践和世界经验的内在知识领域，前谓语领域和前范畴领域，以及被遗忘的意义基础领域。”[1](P73)生活世界的非课题睦与奠基性特征，不仅指明了一条揭示生活世界这种意义基础的途径，同时也奠定了科学与哲学的出发点与归宿。生活世界作为“原初的经验世界的领域”，对科学的划分与科学“理论一逻辑的下层结构”起着“基础的作用”；作为与“纯粹主体相关”的世界，对各种特殊的世界起着整合、“统一的作用”[2]。然而，生活世界作为认识建构的产物，即从具有认知功能的单个主体构造出客体、交互主体乃至整个自然的和社会的世界，不仅重新回到无懈可击的主体性之中，带有主观相对性的特征，而且也遭到了来自现象学阵营内部与外部的哲学家的批评。但是，生活世界所具有的非课题性与奠基性等核心内容则启发了他的后继者并为其所继承和发展。

      从开端上摆脱认识构造的理论，立足于人的生存实践来说明生活世界的原始构成，是继胡塞尔之后哲学家们共同努力的方向。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率先将现象学“面向实事本身”的方法论原则，贯彻于对“此在”生存论的原本性探询中，通过“此在”日常的生存方式，拓展出一片融生命与世界于一体的“共在”天地。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发挥了海德格尔“在世存在”这一概念，重新诠释了现象学的世界概念，通过个体经验之间的肉体知觉和语言交流，说明了世界不是我思的产物，而是在主体际相互知觉、相互体验、相互作用的关系纽带中，“把极端的主观主义和极端的客观主义结合在一起”[3]的“场”。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则分别在《哲学研究》、《真理与方法》、《交往行动理论》等不同的著作中，殊途同归，表达了同一种思想倾向，即将语言作为一种交往活动、一种生活实践的基本形式，以“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的统一，生成人类社会；以语言的问答逻辑，铺陈出“经验生活的整体”；以语言交往行为的网络为媒介，构架起“交互理论的生活世界概念”[1](P77)，从而在语言的本体论上的先在性、实践论上的优先性与生存论上的基础性方面说明了生活形式与语言使用、行为实践与世界展现的同构性与统一性，以及生活世界背景的基础性与统一性。

      无论当代西方哲学家立足于人的何种生存活动来构建生活世界并形成怎样的哲学理论形态，“生活世界”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理论的构想，而是人的生存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即使胡塞尔从认识论出发来建构生活世界，但他仍坚持认为，生活世界是现实领域，是一个永远为我们预先存在的“具有原初的自明性的领域”。每个实践、每种科学都以生活世界为前提。每个人，或人的群体及其创作物也都隶属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不仅是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唯一实在的世界，因而构成了规定我们确定目标、行为选择边际的“地平圈”，而且它对客观的科学世界、主观的特殊视界具有“奠基的作用”、“统一的作用”。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界定，以及由之所蕴涵的认识与实践、世界与实践的内在关系，不仅使被传统哲学视为虚无的日常意见和行为的实践成为奠基性的层次，而且为日后哲学家从认知主体下降到实践主体、从先验领域下降到生活世界当中奠定了基础。诚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生活世界构成的不是个体必须克服其偶然影响的环境，也不是一种把个体当作整体的一部分加以包容的容器。“生活世界是日常交往实践的核心，它是由扎根在日常交往实践中的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化相互作用的产物”[1](P86)。人的交往实践既生成又植根于与他人他物打交道的生活世界中，因而生活世界这一概念本身所内涵的行为实践与世界展现的同构性、同一性，便意味着“生活世界背景不是供我们随意驱使的，同样，我们也不能把一切都置于抽象的怀疑之下。”[1](P78)和一切非主题知识一样，生活世界所具有的当下而潜在的直接性，不仅赋予我们生存所依赖的背景知识，并且成为我们所处的世界的解释坐标或表现坐标。这种背景知识由共同的言语情境构成了一个中心，将“个体的生活历史和交互主体地共有的生活形式都一同交织在生活世界的结构之中，并且一同参与着对生活世界的总体化。”[4]生活世界的直接性与总体性的统一表明：生活世界表面上看起来是透明的，但实际上它却是一个诸如社会与历史、仇视与信赖、真假与善恶等各种要素相互混杂、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整体，因其非对象性的整体性避免了被认识或理论作为对象加以把握，而犹如一片无法穿透的“灌木丛”。尽管如此，生活世界是我们无法质疑而又不得不面对的生存现实与背景知识。社会的各部分如文化模式、合法制度与个性结构生成于斯，也发展于斯，各种生存视界、各种价值的文化解释系统的分化与歧异，也只有在生活世界的经验语境中才能得到整合、统一并获得秩序化，所以，无视或试图悬置这个基本事实的哲学必定会为生活世界所淘汰、所悬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