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257-2826（2005）03-0005-07
胡锦涛总书记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这是我们理论研究工作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对哲学研究来说，坚持这个原则，就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问题是时代的格言和呼声
“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的这句格言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并且被无数次引用。但熟知未必真正理解，关键是要懂得真正的哲学何以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哲学是在研究之后才谈论的”。[1]（P123）一种哲学研究和谈论是否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标志在于这种哲学是否把握住了时代的迫切问题。
因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及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因此，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2]（P203）
理论的创新、与时俱进，只能通过解决新的现实问题来实现。因此，正确地提出问题就成为关键。正确地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像爱因斯坦这样名垂青史的科学巨匠，把提出问题看得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认为正确地提出问题，意味着走完了解决问题的一半行程。也正因如此，现代逻辑科学把问题的提出本身当作科学发现的重要课题来研究。
我们的学术理论界，经常陷入无休止的、毫无结果的争论。某些“学术研讨会”，如孔夫子所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其原因，不是问题提得不合理，就是从虚假问题出发，总而言之，有意无意回避深层次的紧迫的现实问题。问题提得不合理，就会误导理论思维。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指出的，这种问题所产生的困难，不是因为任何无知而导致不能回答，而是由于歪曲了问题本身的性质而引起的。这就如同一个人在提出问题时，不是问“什么是螺丝起子？”而是问“螺丝起子是哪一种凿子？”很显然，对于这类问题，除了否定问题本身，不可能有正确的答案。
然而，在我们以往乃至今天的理论“研究”中，这一类的提问方式并非绝无仅有。诸如：“是要贫穷的社会主义，还是要富裕的资本主义？”“是要社会主义的晚点，还是要资本主义的正点？”“相对论是哪个阶级的理论？”“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气功学？”不胜枚举。前些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某些理论家不去探讨这种局部的金融危机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却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争论东亚金融危机与所谓“亚洲价值观”的关系，结果是掉进西方资产阶级欺骗宣传的陷阱。这是企图以唯心史观解释现实经济问题，从而不恰当提出问题的典型例子。这使我们再次忆起列宁的告诫：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运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透过有关道德、宗教、政治等等观念的东西，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关系，那他们始终是并且会永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我欺骗的牺牲品。
所以，还是马克思说得对，真正的批判是要分析问题，而不是答案。由此足见，胡锦涛同志所说的三个“着眼于”是何等重要！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通过解决中国的迫切问题而实现的
马克思说：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
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曾经有过屡次的辉煌。到了近代，为什么走向衰落？从7世纪到13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而到了16、17、18世纪，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当西欧各国相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中国仍停留于封建社会，其经济基础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政治上、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压制着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这种状态本身，而在于时人对问题毫无意识。
当马克思宣布“历史已经转变为世界历史”、“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时，中国的清王朝当局却仍然处在自我封闭的狭小视野之中，以老大中央帝国自居。当西欧的殖民主义者居心叵测地怀着征服的野心来到中国，打开中国的大门，清朝统治者却狂妄自大地以为这些外国人都是来自微不足道的蛮夷小国，而自命为高于万邦、不可一世的“天朝”，他们根本不想了解一下这是些什么样的国家。直至鸦片战争爆发，除了林则徐这样的有识者，很多人都认为对英国这样的国家的意图有了新的了解，以为它不过是为了“通商”，而不是要来当中国的皇帝，由这种精神状态所决定，注定要挨打。
此时的中国的历史坐标正处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交叉点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中国仿佛弹指一挥间成为世界各种势力斗争的一个重要舞台。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带着帝国主义列强铁蹄蹂躏的耻辱进入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已不仅仅是衰落的问题，而是关系生死存亡的严重的民族危机。概括起来说，是面临三位一体的问题：“如何反对外国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如何摆脱封建专制统治下造成的黑暗和愚昧？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之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主要问题”。[3]（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