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以来，核战争潜在的威胁、生态恶化的危险、不可遏止的人口爆炸、恐怖主义的兴起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为我们勾画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景象”。正如贝克所说，“工业社会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造就了舒适安逸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带来了核危机、生态危机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工业社会运行机制自20世纪中期以来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一项决策可能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已经呈现出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的迹象。”（注：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一 事实上，一个社会越是迫切地关注未来和积极地塑造未来，风险观念就越普遍化。在现代社会，对未来如何是可能的、可信的和可能得到的说明，变得比对过去的说明更重要。因此，风险格外受世人关注。风险是与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紧密相连的，风险现象是一种属于未来世界的现象。更确切地说，它是面向未来的，是开放性的敞开。在这一点上，它跟命运是相对的。在传统社会，命运的意义通常被看成是预先决定的一种形式，在命运的安排的情形下，无所谓风险而言。“在一个离开过去，离开传统的行为方式，而将其自身面对一个问题式的未来的社会当中，风险的概念便成为了一个核心的概念”（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8页。）。进而言之，在传统社会（人们觉得自己受自然灾害或“众神”惩罚的时期），风险概念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各种危险。而在现代社会，“各种风险其实是与人的各项决定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是与文明进程和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紧密相连的”。在某种意义上讲，“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可能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有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注：乌尔里希·贝克等：《自由与资本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121页。）。可以说，工业社会的逻辑就是依此而建立的。工业社会的发展初衷是使一切都在控制之中，通过相应的制度、法律或规章使各种风险可以预测，从而使之化险为夷。保险制度的出现和成熟便是工业文明的一项重要成果。 同时，风险本身也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在工业社会发展早期，占主导地位的风险主要是“外部风险”，即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随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地增强，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这种风险越来越少。与此相应的是，“人造风险”大量出现。人造风险是由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在科学技术日臻完美的工业社会后期，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已初见端倪，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些风险越来越无法保险。“人造风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扩展，是早期工业社会理论家所无法预料到的。至此，我们由工业社会开始进入风险社会。这个世界看起来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 二 风险社会的来临，使各种“风险”问题日益突出。西方学者在阐述风险社会的根源时，主要是从两条路径进行的：知识论路向和实践论路向。所谓知识论路向是指科学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引起的技术统治危机；实践论路向是指工业现代化实践过程中的现代性危机。 1.知识论路向——科学的不确定性。 “人造风险”的大量出现是风险社会的重要标志。“人造风险”从根本上讲是由人类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从知识论上讲，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由科学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在哲学史上，从古希腊至今，对确定性的认可和追求一直是西方思想的主脉。然而，在当今，这种确定性正面临着挑战：“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注：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科学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引起的。曾几何时，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和获得导致了较为积极的结果，即认为我们能够通过知识控制和改造世界。可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知识社会学告诉我们：知识是个开放的系统，如果获取的知识越多，那么，未知的和不可把握的领域就越广泛。科学知识在工业社会化解一些风险的同时，又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风险，其影响更加无法预测，其后果更具有不确定性。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充满各种风险的社会里。从根本上讲，“不是我们今天的生活状况变得比以前更不可预测，而是不可预测的根源变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许多不确定性正是由人类知识增长创造出来的”（注：乌尔里希·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5页。）。 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还导致技术统治或专家系统统治出现了危机。技术统治的出现和鼎盛时期是在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内在发展机制将使人类社会可能行进到一切都必须按照科学技术专家所提出的原则来进行管理的技术统治时代，或者行进到直接由科学技术专家统治一切的专家政治时代”（注：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或者说，科学（知识）的政治化已经成为工业社会的统治逻辑的内核。进一步说，科学知识和权力成为同构的关系。“知识就是力量”时代进一步行进到“知识就是权力”时代。在这个时代，国家和集团的决策和行动无不以科学的推论为前提，因此，只有科学技术专家（专家系统）才具有对决策和具有风险的行为的解释权，同时拥有对严重危险和灾难存在与否的鉴别权和发言权。非专家系统内部的人只有通过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才能达到整个社会安全的平衡。当然，这种信任是以专家系统使用的专门知识的可靠性为基础的。问题是，在风险社会，科学的不确定性越来越被人们意识到，科学统治的基础——科学能够控制和把握未知事物已开始瓦解。科学怀疑的精神再一次显示出巨大的威力，“正是科学的进步为人类播撒了怀疑的种子”（注：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技术统治开始出现危机，甚至在专家系统内部，专家意见也常常出现分歧。对立的专家之间相互拆台或者挖墙角，技术统治危机进一步凸显。人们面对重大的风险时，开始无所适从，任何人都不是专家。尤其在风险社会全球化的形势下，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置身于专家系统之外，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核战争和生态灾难的危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