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马哲界开展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其间，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性”与“学术性”、“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 的关系。今年，由于纪念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仙逝，哲学工作者们发表了一系列讨论“ 中国哲学”的文章，使人们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大为深化。这两个讨论似乎没有什么 关系，但深入观察，却可发现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关注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现当代哲学 的历史，深入研究这一部历史所提示的哲学教训。本文是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环境中 讨论所拟的主题，并提出对主题的解答意见。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中的一方缺位 我写这篇文章是由如下事实引发的：在对马哲研究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中，参与者们争来争去，却大多不理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之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者似乎都把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官方哲学”，而自己不是“官”，所以“官方哲学”与己无关；更有甚者，是把这样一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政治话语、实用理论，认为它既无学术性，又无独立性，是称不上“哲学”的。 那么，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事业的政党及其通晓理论的领导者们同我国理论界、学术界合作创立的，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使之具有中国特有内 涵并带着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具有丰富的学术内 容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马克思说：他所创造的新哲学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 唯物主义”，是“立脚点”为“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的“新唯物主义”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而领导着中国伟大变革，从实践中取得教训、 获得成功并对实践论的核心意义体会深刻的党，它的哲学正是凸显“实践论”、承认其 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核心的哲学。马克思说：实践论的唯物主义也就是他所首 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 的形成”。(同上，第92页)党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 发动和领导革命，发动和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依靠人民群众的实践而根本改变 了中国的面貌。它也有过片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但教训使它更加懂得历史唯物 主义的真谛。马克思说，他的方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9卷，第250页)，这一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党在极端复杂的中国社会中活动，如 果没有辩证方法论，它就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和世界，也不能正确制订革命、改革、建设 的决策。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辞典里，“辩证法”展现出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不但如 此，它还认为：“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是能动性”。(《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1页 )，它超越教科书把辩证法规定为关于三大规律的科学的局限性，达到了实践中主客体 辩证法是辩证法真正主线的哲学认识。马克思的哲学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终极归宿。中 国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一场血与火的阶级斗争，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共产党人也并未忘 记这一终极目标；而在人的问题日益凸显的当代中国，人学目标获得了现实性。共产党 人与时俱进，认识到人不仅具有“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而且是一切事业的目的。 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在学术界关于马哲的讨论中缺位呢?因为人们认为它缺乏学术性，它不是一种“学术”，而只是一种“政治”。我想指出，这种理解是片面的。 第一，党的哲学不只是某位领导者个人的创造，而是他活动其中的革命、建设的领导集体，同党内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合作创造的。我特别不赞成把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官方哲学”。一是因为在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野党，无所谓“官”方；二是因为这一哲学在指导革命、建设并获得明验大效的时候，已经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哲学；三是因为众多的一般学术工作者参与了这一哲学的创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外的理论家、哲学家们从事现实性与学术性相结合的哲学研究，贡献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成果。李达写的《社会学大纲》不是转述之作，而是创造之作。他提出的诸如矛盾规律对于辩证法诸规律具有“包摄”性、“两种实在可能性的选择”“是促速或延迟过程的发展的枢纽，是成功或失败的关键”等等学术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成为成功革命所必有的方法论。艾思奇写的《哲学与生活》、《哲学选编》等读物也具有这样的价值。这几本书被毛泽东阅读和评论，对他形成哲学思想提供了重要帮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在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更大量地吸取了我国哲学界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率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评价历史，倡导拨乱反正的，是哲学工作者。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了这场讨论，并借此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展开了拨乱反正的伟大工程。哲学工作者再从哲学学术上加以探讨，解决了许多问题，如：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核心的问题；用“实践唯物主义”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规定的问题；实践需要从客观条件出发，同时又有人的价值追求，从而实践论是真理论和价值论统一的问题；人在实践中出场，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的价值主体的问题。所有这些工作，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回归真义、继续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样的合作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丰富和 发展，凸显出自己的现代性。 第二，作为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之指导思想的哲学，真正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使命，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也正因为这样，它就有了哲学智慧的丰富源泉。这种实践性是经过“哲学——理论——决策——实践”的过程的。凸显 给读者的似乎只是决策与规范，而其经历的哲学思维常被人忽视。实践的唯物与辩证的 本性、曲折而创造的过程，不断给哲学提供学理创新的资源，而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直接感应这种本性，并从而拥有不竭创新的实践基础。毛泽东说：艰难的民族 战争和革命战争，要求极大地“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毛泽东哲学批注集 》，第311页)，这就把人的“自觉能动性”同实践的客观条件性的关系提到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中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