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马克思所留下的思想遗产是极为丰富的。即使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利奥塔把具有合法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视为必须加以摈弃的“元叙事”，但他仍承认，“马克思主义也能发展成一种批判性的知识形式”。(注：利奥塔：《后现代状况： 关于知识的报告》，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117页。)事实上，许多当代的研究者 都认为，马克思是对现代性现象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真正的先驱者。比如，贝斯特(S.Best)和科尔纳(D.Kellner)在《后现代转向》(1997)一书中指出：“卡尔·马克思是第 一位使现代与前现代形成概念并在现代性方面形成全面理论观点的主要的社会理论家。 ”(注：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 2年，第100页。)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过“现代性”这个词，但他对以资本主义为 特征的现代社会的深刻洞察，无不蕴含着对现代性的间接的诊断。 必须指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特殊的路径出发的，这一路径就是经济哲学的路径，它决定着马克思所使用的概念的特殊性。然而，正是这一特殊的路径，使马克思牢牢地抓住了现代性问题的本质，并把它的全幅图景清晰地展示在读者的眼前。在今天看来，它仍然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和发人深省的启示。 一、商品的神化：现代性诊断的起点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存在物——商品(Ware)开始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7页。)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作为外界的对象，是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的物。商品具有两个根本的属性：一是使用价值，即商品的可使用性，它是商品的自然存在；二是交换价值，即商品的可交换性，它是商品的社会存在。 马克思认为，乍看上去，商品似乎是简单而平凡的东西，但深入的分析表明，它是一种十分古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奥妙和神学的怪诞：“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注：《资本论》第1卷，第87—88、88—89、111页。)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神化，商品拜物教的形成，并不源于其使用价值，而是源于这样一种错觉，即“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注：《资本论》第1卷，第87—88、88—89、111页。) 由于这种普遍存在的错觉，商品拜物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日常意识，也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观念。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是以交换价值的生产为根本目的的，而货币作为特殊的商品，作为交换活动中的一般等价物，给现代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其神秘性也就显得更为突出了：“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注：《资本论》第1卷，第87—88、88—89、111页。)在马克思看来，货币拜物教乃是商品拜物教的完成形式，因为它用物的形式把私人劳动的社会属性及私人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严密地遮蔽起来了。 无庸讳言，从经济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视角来看，马克思的旨趣并不像传统的哲学教科书所理解的那样，满足于奢谈“世界统一于物质”这类迂阔的命题，而是力图通过对物质在现代社会中的具体样态——商品及商品拜物教(包括货币拜物教)现象的分析，揭示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社会关系。这种深刻的批判意识开启了现代性解读的根本性的、正确的路径。正如当代学者弗里斯比(D.Frisby)在《现代性的碎片》(1985)一书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商品分析直接影响到一种将社会现实碎片当作出发点的研究现代性的方法论取向。”(注：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2页。)当然，必须指出，马克思最终关注的，并不是现代社会的“碎片”，而是其总体上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向。 我们知道，德国社会学家席美尔(G.Simmel)在《货币哲学》(1900)一书中继续了马克思对商品、货币现象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揭示出现代性和现代意识的经济渊源。之后，法国学者德博尔(G.Debord)在其代表作《景观社会》(1967)一书中也传承了马克思反思现代性现象的思路。德博尔认为：“景观就是指商品已经占领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注：参阅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第107页。)稍稍不同的是，马克思主要是从现代人的物质生活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商品的普遍性，而德博尔则通过“景观”(situation)这一新概念，强调了当代人生活的全幅内容，包括消费、休闲、娱乐、媒体导向乃至心理体验在内，都被商品化了，这种无所不在的“景观”成了现代性的感性显现方式。 深受德博尔和其他景观主义者影响的当代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J.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1970)一书中这样写道：“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注：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如果说，鲍德里亚在这部著作中追随马克思的思路，注重对商品和商品拜物教的心理分析的话，那么，在他后来出版的著作《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生产之镜》(1973)中，他开始转向对马克思的批评。他认为，马克思的商品分析是以人的需要和生产为起点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仍然囿于“生产之镜”，而当代社会本质上是消费社会，商品已经蜕变为符号，商品交换也已经蜕变为“符号交换”(symbolic exchange)，商品拜物教也已经被符号拜物教所取代了。尽管鲍德里亚试图借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超越马克思，其实，马克思甚至连这种可能性也早已预见到了。众所周知，在论述特殊形式的商品——货币时，他曾经写道：“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符号存在(symbolische Existenz)就够了。”(注：《资本论》第1卷，第149页。Sehen Marx、Engels,Werke,Band 23,Berlin:Dietz Verlag,1973,s.143。文中的symbolische Existenz原译为“象征存在”，此处改译为“符号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