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5)01-0047-06 哲学若不能观照生活，生活必将哲学边缘化，甚至抛弃“哲学”，这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定与命运。同样，什么样的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哲学支撑，反过来，什么样的哲学将范导出什么样的生活。这一理性判断既表达了哲学与生活之间深度的相关性，也是对哲学与生活关系历史状况的总结。在此处，“生活”范畴所要表达、涵盖的不仅仅是现实的感性物化生活，还包括相应的理论、文化精神生活；不仅指向国家整体生活，也指向现实个体的生活，不仅包括现实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界域，还指向精神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空间，这样，哲学在现实生活结构中的地位也就具有不可抽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功能。其地位与功能因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的生活主体之差异，哲学在其生活的运筹、展开之中，发挥其功能的机制、方式等也相应具有差异性；同时也表明了哲学于生活，决不仅仅停留于形式化而必须深入到对哲学的实质性价值之考量。而对此的自觉则是当下我们“发展与繁荣哲学”不可或缺的思维、观念前提，否则，发展与繁荣哲学将陷入新的困境之中。 现实生活是否需要哲学，这是一个需要再确证的问题，需要什么类型的哲学则同样是一个待确认的问题，在什么层面上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则更是需要解析的问题。同时，哲学的发展与繁荣何以可能?真正的标准与尺度是什么?发展与繁荣哲学即相应的学术机制是什么?以及发展与繁荣哲学本身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在“发展与繁荣哲学”框架下必须加以反思与追问，有待严肃厘清的系列问题，从而使“发展与繁荣哲学”达到哲学的自觉，这本质上也是现时代哲学意识状况之具体的显现。 一 现实生活是否需要哲学，这是一个有待确认与厘清的“真”问题。生活具有其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时间性结构。生活要得以顺利地展开，获得未来性，内在要求必须具有对生活本身的整体性审查、批判与超越，这种内在价值的引导构成了生活可能延续的精神根据。而对生活的整体性审查、未来性批判与现实超越之工作，正是哲学之恒常本性。简言之，哲学即是按照生活的应然逻辑，批判性地陈述事实、引导性地规范现实，通过对现实的解构与确认，从而使生活的延展获得饱满的现实基础。由此，生活的内在需要使哲学深度地切入、内在于生活的结构之中，获得其存在与发挥其功能的合法性。在此，无论是国家生活，还是现实的个体之生活都是如此。然而，人们的日常思维是不足以完成对生活中存在的诸多根本性问题进行反思与追问的，这正如英国著名学者约翰·密尔所说的，对于一些社会基本问题，“很少有人用一般性的说法予以提出，更从来没有人用一般性的说法加以讨论，但是它却暗中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一些实践方面的争论，并且看来不久就会被公认为将来的重大问题。它远非什么新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几乎从最远的年代以来就在划分着人类；不过到了人类中比较文明的一部分现在已经进入的进步阶段，它又在新的情况下呈现出来，要求人类给予一种与前不同而且较为根本的处理”(注：约翰·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页。)。由此，我 们必须超越日常经验思维，提升对生活问题审视的层面与力度，实现生活的正常与和谐 发展。同时，哲学对生活的切入与功能发挥改写了哲学的面貌，形成了哲学的新样态。 首先，在物质生产、经济生活领域，哲学不再是笼统的“大哲学”样态，而是以“经济哲学”的形态显示哲学对生活的关注、审视与批判。因为物质生产、经济生活是一个从其方式、模式以及分配、交换、消费等诸多环节上都需要进行全面深刻的清理，这种清理其目的不仅在于对这些关系环节的实然状况的确认，然后再进行技术性的调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其结构性与价值关系性的评价，从而使国家的经济生活领域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机制与制度的支撑，这是知性科学的经济学难以提供的审视能力与评价尺度。由此，经济生活内在要求从生产与环境资源、生产与人类需求、生产与科学技术、生产与资本和知识等关系，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与区域性的发展、经济发展战略性的布局等，以及对经济与政治的张力、经济的文化习惯与心理、经济的伦理诉求等多维度来加以解读，透视其中蕴涵的重大问题，总结其中存在的规则，审查传统的经济发展观与矫正畸形的生产方式或模式……从而达到对物质生产、经济发展的观念自觉，这是物质生产、经济发展之必要的前提。而要实现对物质生产与经济生活领域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观念到行为的系列追问与反思，只能是具有整观性的哲学方可为之，这样，物质生产、国家经济生活与哲学之间也就获得了内在关联性。事实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物质生产与经济生活国际与国内的整体相关性越来越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的物质生产与经济运循之中经验主义盛行、狭隘的生产观与经济观主宰、支配、干扰着现代生产与现代经济的正常发展。于此，对传统经验性的经济思维、经济价值定位之原则与标准等的修正，形成现代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发展观、发展思维、以及整体性的经济运作观成为国家经济生活中不可忽略的重大问题。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助长、提升了经济对整体生活的控制力与支配力，使整体生活中经济的力量超越了它合法的边界，导致了它具有了不应具有的占有性与侵占性，使生活陷入经济殖民化之境况。由此，对经济合法边界的确立、经济力量发挥之管道或路径的规范、对经济与社会生活心理关系的厘清等等，成为既有利于国家物质生活与经济生活的正常化，又有利于植根于“经济生活”的“经济哲学”也获得了丰富的问题群，从而拓展了哲学的论域，深化了哲学研究对象的“具体性”，增强了哲学研究的现实感，使哲学不再悬置于生活之外，生成了超越“大哲学”的新型哲学样态。事实上，这些年“经济哲学”之所以能取得重大的理论突破与丰富的理论成果，与它深切地关注国家物质生产与经济生活领域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是密切相连。可以说，现实物质生产与经济生活的发展为经济哲学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对象”与动源。反过来，经济哲学对经济生活的反思与批判性追问又为现实经济生活从观念、思维、心理、价值确定到方式、模式等多方面进行自觉转换与重塑提供了批判的武器与理念支撑，这是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