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4)06-0054-07 一 最近，“中国哲学”这个称谓是否具有“合法性”，“探寻当代中国哲学之路”或构 建“当代中国哲学”成为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注：近来，《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1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2、3、4、5期)《学术月刊》(2004年第2 期)等学术刊物以“当代中国哲学”为题，发表了系列文章，探讨“当代中国哲学”在 对话中返本开新的可能，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哲学”或“当代中国哲学” 能够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话题，表征的是处在“文化失语症”(注：在文化对话的境遇中 ，我们丧失了对中国文化身份的记忆，我们不知道文化上的我是谁，不知道与谁对话， 更不知道以什么方式去对话，在文化的对话语境中，我们患上了“失语症”。)中的我 们对失语状态的摆脱欲望和文化的建构姿态。对于这个话题，人们的谈论大多集中在建 立“当代中国哲学”的必要与否，文化与知识资源的储备条件与状况，在理论与逻辑中 为这种建构欲望的实现提供是否合理、是否可能的说明等问题上。毋庸讳言，这些话题 背后隐匿的是在“中西、古今”文化对话中所形成的文化比较心态，这种比较心态来源 于以“天下”作为世界理念的大国在失去经济、政治优势以后，力图在文化上为可预期 的未来找到心理和意志上的自信。这种比较的欲望是我们的一种文化本能。冯友兰先生 曾对中国文化界热衷于文化上的中西比较的现象作过解析，他强调在“比较”中我们容 易陷入康德的知性悖论(Antinomy)，亦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1](P45)。实际 上，处在这种文化比较中的我们只能在詹姆斯的“意志信仰”中寻找合理性。我们且不 谈这种“比较”在知识论意义上的可能与否(这应是解释学的话题之一)，这里对我们更 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们姑且把“中国哲学”的称谓作为我们哲学性存在的不证自明的天 赋前提，姑且假定我们是能够以哲学家的姿态构建可以称之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哲学 (不过，这个问题还是可以发问的，需另文论述)，那么，这种哲学应该说些什么?怎么 说?应该确定什么样的意义域才会使得这种哲学是合理的，并且可以称得上是属于我们 的哲学?或者说，我们要构建一个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的哲学?本文只是想在历史与经 验的叙述中，描述一条处在当代境遇中的我们可以接纳的思路。一切空泛的口号式的呼 吁，除了能引起向前行的人们的回头一望之外，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重要的是进入 问题本身。 虽然“哲学”属于西方话语，但在近一百多年的中西文化对话中，它已经成为对我们 的精神活动进行描述的文化框架。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存在的意义上承认并接受了“哲学 ”(注：在今天我们已接受“哲学”这一文化框架的语境中再谈论中国有没有哲学，中 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这应是一个假问题。)。在我们当代的 文化语境中，“哲学”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式，是对我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意义进行反 思、并以“发问”为主要特征的精神批判活动。这是从历史中搜寻的对于哲学的具有普 泛性的规定，以此来把握人类各种共同体的精神文化活动的意义，是有广泛可理解性的 一种精神文化观察视阈。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活动并不是绝对纯粹的，而是与各种文 化共同体的文化身份问题紧密相连。可以说，哲学与宗教是人类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身份 问题的核心。文化身份本身的意义在于某个社会共同体在文化的创造中确定精神文化之 “我”。有了精神文化之“我”，才可能拥有文化的述说和文化的创造(作)。以哲学和 宗教为核心的文化创造过程，也就是确定文化之“我”的文化身份的过程。哲学之“说 ”与“做”，不是在文化身份之外的“说”与“做”，因此，我们应在确定文化身份的 视阈中来看待“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域。 二 一百多年来，文化的中国(注：“文化中国”这个概念由当代学者杜维明等提出，本文 是在与“政治中国”、“经济中国”相对的意义上借用的。)在多种文化的对话中，在 器物、制度、文化等不同的层面，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文化身份。我们经历了从鸦片战 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运 动，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和文化的中国在“中西、古今”的境 遇中，总是在寻找着自己在世界中的角色和位置。在这用生命和鲜血构成的寻找过程中 ，我们总是陷入不知道“我是谁”，“我应该向何处去”的困惑，所以至今我们还在寻 找着我们的出路。这种寻找是在我们的精神与文化的境遇中，以“我”的存在意义为原 点的历史选择。问题是一百年来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也失去了我们的文化身份。对这 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实和历史两个视角来看。 首先，从当下文化对话的角度看，我们现在患了精神文化的“失语症”。台湾作家龙 应台曾以文化的自觉发出呼唤：“全球化视野中‘我’在哪儿?”[2]这一问，确实道出 了我们的精神文化现状。一百年来，我们处在对话的语境中。但是，今天的我们在文化 上是那样的尴尬，因为我们失去了我们作为文化存在的必要的身份，丧失了对中国文化 身份的记忆。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对话的视阈中，我们不知道精神文化中的我(我们) 是谁?在我们所拥有的精神文化资源中，我们的文化身份是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 ?抑或是外来的西方文化?人们可能会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当然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 。但实际上，当下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相当大程度却是在图书馆里、研究者的桌 案和学校的课堂上，或者仅具有历史回忆和旅游观光的意义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 传统文化的影响作用已明显弱化，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被边缘化了。在可以称作“我 们的文化”中，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且是与 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了；我们不是已经习惯了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 方法去认识一切问题，解决一切问题吗?近些年来，西方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大举 进入我国，并逐渐在精神理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方面，成为了我们当 代社会的主流话语。我们不是吃着洋快餐，穿着西服，乘着洋车，住着洋房，过着圣诞 节吗?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浸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都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 ，这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在文化对话的视阈中，在失去自觉意识的对话框里，“我们 ”同样也失去了对话的对象。我们既不知道我们在和谁对话，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和谁对 话。所以，我们才有了从存在主义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到文化热、国学热， 以及马克思热、现象学热、解释学热等精神文化寻觅的轮回。在这种精神文化的轮回中 ，我们在寻找着对话中的我们和对话中的对象。应该说我们还处在精神文化的迷茫状态 。在文化对话的视阈中，失去了文化身份与对话对象的我们，已不知道如何进行对话。 在历史上，我们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对话方式。我们的先人创造了“体用”、“和合”等 对话方式。通过不同的对话方式，生成着不同的原生文化。如近代以来的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或全盘西化都属于“体用”的对话方式。而宋明理学，既有“体用”，又有“和合 ”。今天的我们却在这种“体用”、“和合”等对话方式中来回游荡。因为我们忘记了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忘记了我们是谁，丢失了我们应该的对话对象；我们已经不 知道应该对谁说，应该说什么，我们好像丧失了对话的能力，我们患上了文化的失语症 。我们不是又开始争论什么“纲目”(体用)、“合和”，白话、文言的是与非了吗?应 该说，关于“中国哲学”这个称谓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讨论，“探寻当代中国哲学之 路”或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是我们在这种窘境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