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问题既是现实的、重大的实践课题，也是重大的理论课题。党的十六届 三中全会明确地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发展观的核心。我们认为，改变传统的“社会 观”与“发展观”，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观”与“发展观”，是确立“以人为本” 的“社会发展观”的哲学基础，否则，“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将难以在人们的思想 和行动中生根立足；即使勉强建立起来，也难免沦为某种形式化的东西并可能走样变形 。 一、重新反思“社会”与“发展” 从哲学理论的角度深入反省以往种种社会发展观的深层缺失，我们发现，人们之所以 难以形成“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之所以难以彻底根除“以物为本”的发展观 ，根本原因在于以往人们在理解“社会”和“发展”时，运用的是一种“实体化的社会 观”和“物化的发展观”的解释框架。 所谓“实体化的社会观”，是一种把社会视为人之上的独立实体的社会观。在这样的 “社会”中，人成为了从属于社会的被动手段和工具，没有自身的独立地位和价值。以 这种“社会观”作为思想前提，在理论上必然以“物”为中心，在具体实践中必然把人 视为社会的“物件”和“工具”，因而它与“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是正相对立的。 概括而言，这种“实体化的社会观”有三种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社会的“自然化”、 社会的“集群化”和社会的“有机体化”。 社会的“自然化”主要体现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上。它把社会与自然完全等 同起来，认为自然是理解社会的最直接的参照和原型，从自然物质存在的性质和存在方 式类推出社会的全部特性。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以经典力学意义上的“物质”概念来理 解“社会存在”，并由此用机械决定论和线性因果论去理解社会本性及其规律；它的基 本思维和表述方式是：既然“自然界”如此，那么“社会”也就理所当然应该如此。 “社会的自然化”强调社会与自然的齐一性，由此造成的后果是社会失去了其特有的 “属人”性质。既然社会与自然物质世界无异，那么，社会就是一个与自然界一样受机 械因果规律支配的领域，其中没有人的足迹、人活动的身影，更没有人的自由和价值。 受这种“社会观”支配，所谓“社会发展”就是一个机械因果决定的、与自然物质运动 无异的过程。可见，这种“社会发展观”必然是一种“无人身”的社会发展观，在其中 根本找不到现实的人的位置，人的能动创造作用和价值彻底地失落了，因此，它与“以 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是根本对立的。 “社会的集群化”主要体现在社会与人的关系上。它把社会与“集群”完全等同起来 ，把“社会”视为超越个人之上独立存在的“集群”，而人则被当成从属于这一集群的 工具。历史上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即属于这种社会观的典型代表。它强调社会作 为“集群”是独立性的实体，而个人则没有独立性和实体性，完全依附于集群，是一个 “偶性”存在，因此在价值等级和价值次序上，“集群”具有绝对优先性，为了集群的 目的和利益应当而且必须随时牺牲个人的目的和利益。 “社会的集群化”的根本缺陷是把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社会”和作为动物存在方式 的“集群”二者混淆起来。动物以“集群”方式而存在，动物个体生来便具有其物种的 本性、规定和特征，它与其所属的物种特性完全是同一的，因此动物只能以集群的形式 而存在，其集群生活是其本能的体现。而人的社会之所以称为社会，恰恰就在于它突破 了动物的物种特性，是“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27卷，第450页)，是有生命的个体通过实践交往活动交互作用的产物。因 此，“社会的集群化”抹煞了生物存在方式与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区别，使社会成为了 一种与人相对立的抽象实体。可以看出，以这种“社会观”为指导，所形成的必然是一 种物化的社会发展观，而不可能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 社会的“有机体化”是一种把“社会”与“生物有机体”等同起来的思想倾向。它把 社会与生物有机体相类比，认为可以像解剖生物有机体一样，分析社会由哪些要素和器 官构成，遵照何种系统规律进行活动；与生物有机体相比，社会有机体除了较为高级复 杂之外，在性质上并无根本不同，因而完全可以用理解生物有机体的方法来理解社会。 社会的“有机体化”所体现的是社会观上的极端科学主义态度，它使社会变成了一个 “器官”或“物体”的构成体系，在此体系中，人成为了“社会有机体”中执行某种功 能的“器官”。显然，在这种“社会观”支配之下，人在社会中找不到应有的主体地位 ，由此所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必然是一种“主体缺失”的社会发展观，与“以人为本 ”的社会发展观同样是格格不入的。 从对上述三种“实体化的社会观”形式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三者的共同特点是把社 会视为在人之上的抽象实体，使社会与人处于抽象的对立之中；在这样的“社会”中， 人找不到自身的独立价值和地位，成了“社会”的从属性的被动手段和工具。所以，以 这种“社会观”作为前提，是根本不可能形成“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