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4)06-0018-06 就目前哲学理论界的研究格局而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走向的探讨中形成的一个 基本共识是：融会“中西马”，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综合创新。其中，马克思主义哲 学、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三者间不是简单平列的关系，而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 下，综合创新，最终融会“中西马”，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确，回顾马克思 主义哲学在中国获得思想主导地位的历史，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理论架构中，还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中，都存在着复杂的中西 哲学关系，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与中国儒家哲学的关系。在 这种观念下，似乎只有把这个关系作为被我们确认了的文化事实进行理论化，并在理论 层面对它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仔细研究，才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重要学术任务的必要前提。 然而，当前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同时响起：一是“中西马”属于不同的哲学范式，三者 不可通约，因此融会“中西马”、实现哲学创新是不现实的；二是坚持“中西马”的可 通约性。实际的情况是，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而言，在进行哲学的比 较和综合研究中，确实存在着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共存的情况。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 义哲学既有可通约的共性的问题，亦有基于民族的个性而表现出的不可通约性。这样， 在进行哲学创新时，如何处理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的矛盾，如何认识哪些是可通约的 ，哪些是不可通约的，就成为更前提性的问题。 一 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的缠结 近年来，全球化话语的流行也影响到哲学创新中的观念架构。把融会“中西马”与哲 学创新等同起来，从现象上看，这种观点好像言之成理，但在现象的背后，这种理论却 隐含了这样的一个逻辑前提，即认为文化价值之间存在着普遍通约性，两种不同的文化 价值可以进行由此及彼的渗透直至取代。但这个逻辑前提是否站得住脚呢?两种不同的 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着文化价值的普遍通约性呢?事实上显然不是这样，而且恰恰相反， 无论从学理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同的文化之间在文化价值上都很少是可以通 约的。美国学者亨廷顿也认为，不同的文化价值不仅不可通约，而且是互相排斥、互相 对抗的，他甚至警告说，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差异会上升为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冲突。既 然不同的文化价值是不可通约的，一种文化也就不可能实现对另一种文化的完全取代，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对不同文化的强制与占有，就成为一种强力象征。这也是我们从 中国这一百多年的“西化”中获得的教训。 然而，与普遍通约性一样，普遍的不可通约性也存在理论困境。“不可通约性”只意 味着构成一种理论的要素不能被完全地还原到另一种理论中去，而丝毫不意味着这些理 论之间没有任何共同和重叠的东西。不可通约性在理论的交流、互动中又可显现出可通 约性。既不存在绝对的、只有个性、绝对不可通约的哲学理论，也不存在完全共性、绝 对可通约的哲学。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始终缠结在一起，这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 哲学关系的架构历程可见一斑。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的理解有两条线索：一种认为自20世纪初到80年代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遵循各自的话语系统，互不关联，而且是水火不容。两者 具有绝对的不可通约性，只是到了80年代后，两者才逐渐进入实质的对话阶段；另一种 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通约性，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 始，两者就建立起了关系架构，并伴随中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变迁，适应不同时 代、阶段的革命、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它们分别形成了疏离(五四时期、文革时期)、结 合(1927年到1949年的战争时期、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到建设(当前)等几种关系形态。 应当说，这些年，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在探讨“关系”之前，可以说基本 上已经完成了的是“正名”工作，即尽可能地澄清了“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构成关系之前、之中、之后的内涵、外延的变化。在澄清的尝试中，可以看出中国 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中国的某种处境和历史变迁，并引出值得研究的问题。毋 庸置疑，无论哪条线索，实际的情况是，这种关系的形成从主观到客观上都涉及对中国 哲学主体地位的颠覆，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批评和解构，对中国哲学社会功能的 淡化；相应地，也正是在这种关系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功能和思想文 化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掘、发展和强化。此种情况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 可通约性或不可通约性的影响也在不同时期交替地上升。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研究的背景的变化，更为突出地反映了二者在 是否具有通约性上的互相缠结，这种变化就是功能论的被悬置与学理论的确立。具体地 说就是从意识形态的争论过渡到了学术的争论。功能论的被悬置是不可通约性的妥协， 学理论的确立则是对通约性的认可。主要表现在： 1、社会功能层面的不可通约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时行动 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第一天所展现的便是这 种革命实践性格。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之初，它的意义首要地被定位在对 社会革命的指导作用或引导功能，对旧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功能，对整个传统 哲学乃至文化的改造功能。总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的注重和发掘 是当时的潮流。这其中，鉴于不同时期的社会任务的不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的发 掘的侧重点也有区别，同时也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的不同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