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5)01-0040-09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足鼎立，被普遍地看作是当 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构架。其实，三者关系要做必要界定后才可讨论。在怎样的意义 上，我们可以讨论中、西、马哲之对应关系呢?我以为，主要是在不同时代及不同的哲 学精神相比较的意义上来讨论。说“中国哲学”，着重讨论它发生于中国古代时的原创 形态，因为到了近现代，中国哲学已渗透进西方哲学以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分，它变 得不“纯粹”了；说“西方哲学”，固然必须从古希腊讲起，但着重讨论的是它在现代 西方所建立的形态，因为只有这样讨论，才可以在时代和哲学精神的对比上把它同“马 克思主义哲学”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同于古代的哲学，也不同于以肯定 资本主义为不争之前提的西方现代哲学，它是面向人类、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的哲学。 这样，三者“在中国”的关系就显现出来了：它们的差别主要是历史的差别；它们的同 一也主要是历史的同一；而它们的会通则是哲学的历史发展在当代中国的积淀。 一、研究中、西、马哲之关系的当代语境 当代中国人研究中、西、马哲之关系，自有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立足点、特殊感受性、 特别解读法。这就必须弄清研究的当代语境。 (一)全球化开放世界的学术语境 当代世界大不同于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之时。在1917年到1991年的大半个世纪中，俄 国、中国以及其他的东方国家，利用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革命可能性和西方无产阶级和 东方民族独立运动的联盟，先后走上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武装革命道路，建立起了社会主 义的社会制度，进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造成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联合和东方社会主 义各国的联合。这两个联合的对抗，进一步畸变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冷 战格局。这种语境使东方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过分地去强调各种社会制 度间的绝对对立性和对抗性，夸大阶级性、革命性、斗争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但是真实的历史却是：人类面对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生存环境负面化等共同 问题，世界演变成民族闭关自守被完全打破，各国相互开放其门户的状态；各种社会制 度都在调整改革，都在彼此吸取被历史地创造出来的进步因素，都在强化着某些中性的 体制成分。当强调绝对对立性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遭到挫折以致失败后，中国以及其他 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广泛吸收西方体制中的中性成分和进步因素，使之同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和价值观念结合为一体的实践方针。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中国哲学”、“西方哲 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就不仅会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更重要的是会把 它们放在人类文明大道的展开之上，来考察三者的同一性、可借鉴性、可会通性。 (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语境 我们生活在全球化开放世界；同时，我们又生活在正在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的中 国。我们考察中、西、马哲之关系，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不可脱节。不论中、西、 马哲的哪一个，其意义只有在它同中国人当代实践的需要联系起来时才能获取。原则上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指导思想，它的科学范导维度和人文 关怀维度的结合，指导着我们的认知和决策，引导着我们对于社会道德的选择和推广。 但就哲理内涵来说，实践必定会扬弃一些东西、突出一些东西，从而促成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发展。现代西方哲学总体上难以指导我们的事业，从中引出的自由主义政治观念和 存在主义生存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可以作为学术资源来对待，有利于批 判地审视我们的现实；但如照此办理，则会导致社会结构的“格式塔转换”，使人民承 担难以支付的改革成本，那是不可取的。中国古代的哲学总体上是反映前资本主义的社 会生活的，但是，这一哲学中的文化心理积存、真理性片断和方法论价值，对于我们仍 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三)中国各派哲学相互争鸣的批判语境 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正努力同全球化的开放世界接轨。在哲学和其他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实行对外开放，同世界上的各种学派、学术思想开展交流；实 行“双百”方针，让学者们自由地选择他们感兴趣的哲学加以研究，自由地相互学习和 批判。在这种开放和宽松的环境中，作为学术本性之表现的学派丛生、学术多样、争鸣 争论竞相发展的状态就会展开。中哲、西哲、马哲之间相互切磋；由它们之间的交往而 织成的学术网络相互并存；中哲、西哲、马哲内部的各种学术主张相互竞争，呈现出特 别绚丽的局面。 二、中、西、马哲的“差异” (一)历史环境之“异” “中国哲学”。在发生于中国的意义上，“中国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其“原创形 态”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儒、道、法、墨诸家为代表的哲学思想；其“后继形态”则有汉 儒的天人之学和宋明的理学、心学。近代以来产生的新儒学、新道学等，则已经“不纯 ”了，它们都在吸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试图改造“中国哲学”使之和西方近现代 化及“民主”、“科学”之潮流相适应。“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因此，研究 “中国哲学”的特性，必须研究中国古代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 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1](P146-147)。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点，中国 古代社会整个儿地处在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人的生产能力只 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2](P104)这就是使用初级手工工具的小 生产的生产方式。第二点，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由此 ，中国古代的人们把家族中父子关系的“孝”放大为国家内君臣关系的“忠”，以治家 为原点衍发出“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原理。第三点，中国古代社会的封建性引发 出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激化了统治者和亿万黎民的矛盾，加上中国边境上农牧业社会 的接壤，促成治乱的更替、统分的循环。这一点，对中国学术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