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4)06-0166-06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国改革的时代背景，而且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全新的发展观和价值观，为我们追求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作为社会和人的发展的指示向度，是我国社会和每个人所追求的发展目标，也是我们在改革发展中的客观现实活动或价值实现活动。研究社会价值观的历史转移和变迁，审视我国当前价值取向的状况，对于实现社会价值取向的合理转移，确立全面、协调的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价值取向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 价值观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关于事物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标准，价值取向则是人们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活动的统一。它不仅反映了人的主观需求，同时还体现在人们为实现价值的现实活动中。马克思曾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直接与 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像、 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 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P72)由于社会实践和社 会生活丰富多彩，社会价值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表现，在内容与形式上 也多种多样。根据内容进行划分，社会价值取向包括经济价值取向、政治价值取向、文 化价值取向等，其中，由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价值取向往往与经济价值取向一致 ，而文化价值取向常常主要表现为道德价值取向、宗教价值取向等。追溯不同历史时期 价值取向的发展与变化，都存在着以某种价值取向为主导、多种价值取向并存的局面。 同时，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受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的制约，古今中外都曾出现过社会主 导价值取向对其他价值取向的抑制甚至替代的现象。 以道德为主导的价值取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鲜明特征。我国古代是一个以农立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家国一体的自给自足社会。以农立国决定了社会的相对稳定，血缘纽带编织了富有亲情的长幼有序和以仁爱为主的道德关系，家国一体催生了君臣父子的宗法等级和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形成了以道德为主导价值取向的传统文化。这种以道德为主导的价值取向表现在国家、社会的层面就是以德政、德治与德教为主，表现在个体层面则是修身为本和对理想道德人格的追求。我国古代社会通过道德理想的引导和伦理价值的宣扬，实现了对人的内在调控和社会的软管理，家国一体与仁爱、亲和的整体价值观倡导加强了社会凝聚，天人合一的道德追求有利于自然与人类的协调。无疑，以伦 理为主导价值取向的我国传统文化，成为我国民族文化的特色与优势，为我国现代化建 设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以道德价值为主的取向在其发展 过程中，也形成了对其他社会价值取向的抑制甚至替代。在经济领域，社会倡导的清心 寡欲、小富即安、知足常乐的义利观，压制了人们对物质的追求，抑制了整个社会的消 费需求和生产动力，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文化领域，社会强调的重道鄙器、学而优则 仕的知识观，造成了道德取向对科技进步的抑制，导致读书人重道德修炼、轻科技文化 ，致使国民创造力受阻和我国原创性科技成果不多；在政治领域，社会主张的德主刑辅 、实施人治，导致民主与法制文化基础薄弱和国民民主与法制意识淡漠。不可否认，这 些被抑制甚至被替代的价值取向，因为先天不足，也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乃 至沉重的历史包袱。 20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劳动者成为历史发展方向的代表，寻求国家独立成为我国社会的主题，赢得战争胜利、夺取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心任务。解放以后，新中国不仅面临着国内恢复经济的重大任务，而且还要应对国际敌对势力的封锁 与挑衅，这就必然要求维护和巩固新生政权。由此，战争和革命年代形成了以夺取政权 、巩固政权为主导的政治价值取向。正是这种强有力的政治主导价值取向，才把广大人 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取得了革命胜利并巩固了新生政权。但 是，党没有及时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把重点转向经济建设，而是继续以革命的政治价值 取向为主导，乃至引发了文化大革命中价值取向的严重替代现象：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 治运动为中心，造成全社会政治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冲击一切、替代一切的政治狂热 状态，政治取代经济，生产陷入停滞，使我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政治取代科技，导致 人们业务荒疏，使我国与发达国家本已存在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政治冲击道德，导致大 量冤假错案和人人自危，使许多人在信仰上发生动摇。这种典型的主导价值取向替代其 他价值取向的状况，给社会和人的发展所带来的是畸变与破坏。 在西方社会，价值取向的抑制和替代现象也成为历史演进过程中发人深省的问题。以宗教为主导的价值取向根源于原始低下的生产力，与人类对于自然和社会的盲目认知有关，其本质是一种精神上的控制。以神本价值为主导是中世纪欧洲的明显标志，神的意 志成为社会和人们衡量一切的判断体系和价值导向。作为神本价值观念的对象化，它集 中于人造的上帝，人在向上帝等神灵寻求精神慰藉的同时，也将自身置于神的依附位置 上成为神的奴隶。中世纪的神本价值取向对维系封建时代的教会统治和君主地位固然起 到稳定和强化作用，但是，“在任何的宗教中，不论给与神的口头定义是多么高尚，许 多信徒，也许是绝大多数信徒显然依旧不是用德性和善的道德，而是用信仰一些神秘而 荒谬的意见来追求神的眷顾”[2](P108)。这是因为神本价值冲击、压制了其他社会领 域的发展，它否定人的价值，主张禁欲，压抑人性，成为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严重桎 梏。 近代启蒙把人从神的奴役中解救出来，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取向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P277)然而，资本主义的商品发展和物质 进步大大激发了人们对于物质的追求，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披上了神秘的外衣，物质和 金钱具有无限的魅力，人们拜物，迷信商品，物质替代精神，科技替代道德，造成西方 社会对精神贫乏、道德沦丧的无能为力，于是物本价值取向替代其他社会价值取向的现 象成为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困惑。随着现代科技地位的不断提高和作用的不 断强化，当代西方国家以科技为本位的价值取向日益彰显，甚至出现了科技决定一切、 科技改变一切的唯科技主义价值取向，把科技作为“神”加以顶礼膜拜，而人文精神的 失落和道德理想的贫瘠表明社会其他价值取向受到工具理性的压制。科技本位在本质上 仍然是物质本位价值观，它所关切的并非是科学性与客观性，而是科技在现实条件下的 物质功用和科技作为统治的工具。西方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和物质享受的传统现代化 模式，不仅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而且造成了人的“单向度”发展。西方国家以物质价 值替代精神价值、科技价值替代道德价值的现象，已经和正在受到众多思想家、社会学 家、哲学家、未来学家等的深刻揭露与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