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今年第1期发表了“青年哲学论坛”部分成员《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对话》一文(以下简称《对话》)，第4期又推出穆南珂先生论文《喧嚣与骚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与“现实性”问题》(以下简称《喧嚣与骚动》)。两篇文章论题宏大，言辞尖锐，不论读者是否同意文章作者的观点，有一点十分清楚，那就是作者们对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强烈地感到不满，试图通过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与现实性问题，为这一研究寻找出路。事实上，相关问题的讨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哲学研究》1992年第1期、第3期连续发表了庄思晦先生世纪之交的哲学断想《哲学研究的使命感》和《哲学研究的现实感和学术价值》。在其中，庄思晦先生严厉批评了那种以狭隘功利主义价值观念看待哲学功能、把哲学当成单纯证明工具的做法，同时指出，这一类做法及其恶果只是对哲学及其功能的庸俗化理解所致，绝非强调关心和研究现实问题所必然引出的后果；强调哲学研究的现实感，不但不与研究的学术价值相抵牾，反而为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所必需。 同一个问题在十多年来被一再提出，表明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而且，一些社会科学学科、哲学学科中一些分支学科在最近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有鉴于此，《对话》和《喧嚣与骚动》可以看作是在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自我省思，它们表征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危机，而学术性与现实性问题正是其母题所在。 本文试图循着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路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问题作出一个回答，而不打算对《对话》和《喧嚣与骚动》中提出的所有观点进行回应。在我看来，一篇旨在“提出问题”的文章只要它提出的是“真问题”，那么它就取得了存在的根据，而停留于某个具体观点的争论可能会冲淡问题本身的重要性。 一、合法性危机：科学还是意识形态? 平心而论，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对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产生巨大影响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率 先开展的。25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领域改革的每一步进展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得 到了反响和表现，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关于真理标准、人道主义与异 化、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交往与文化、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国 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问题的讨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论在学术性方面还是在现实 性方面都大大推进了。但是，诸多圈内和圈外人士都不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 。按照《对话》和《喧嚣与骚动》的描述，在改革开放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纯 政治话语，因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日益不愿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种哲学。20 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入实质性阶段，以及“思想淡出，学术凸 显”思潮的形成，诉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逐渐成为一种压倒性话语和评判 标准。但随着“学术性”的胜利，“现实性”却被谋杀了。思想对现实沉默不语，却对 无关宏旨的枝节大发议论。而对现实的疏离也导致哲学研究自身的贫乏，马克思主义哲 学“被边缘化”的实质是“自我放逐”，很多所谓的学术性成果不过是“喧嚣与骚动” 。 尽管我并不完全赞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边缘化”归结为“自我放逐”，以及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性”的追求归结为“喧嚣与骚动”，因为把“学术性”和“现实性”理念庸俗化的倾向确实存在，但通过对“学术性”和“现实性”的追求，我们正日益逼近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这同样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一些非宏大叙事的“枝节”研究，对于我们这个缺乏学术传统的国家来说，其重要性也是明显的。但是，《对话》和《喧嚣与骚动》的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尴尬处境的描述是恰当的。那么，接下去的问题是，同样在“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思潮影响下，哲学的其他分支 学科、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为什么没有出现“被边缘化”的命运?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问题? 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特殊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既是政治意识形态，又是大学制度中的一门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纯粹以意识形态为取向，那么就不会发生上述问题：改革开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属于这种情况。而如果纯粹以学科学术为取向，也不会发生上述问题：新时期我国一些社会科学学科、哲学中一些分支学科发展迅速，就属于这种情况。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虽然几经沉浮，一般也不会出现因为缺乏学术性或现实性而被边缘化的情形。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属意识形态与学科学术的特殊地位，导致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尴尬处境。如徐长福先生所指出：“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总的来说跟不上政治发展对意识形态的要求。尽管这种研究被赋予了重要的意识形态任务，但它完成得并不算成功。”“另一方面，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又面临来自那些非意识形态学科在学术上的巨大压力。过去，一切人文社会学科都是意识形态，都少有学术性可言。如今，除了冠有‘马克思主义’之名的学科外，其他学科都正在朝着真正学术性的学科演进，表现为这些学科领域的研究逐渐不再以服务于当下的政治需要为指归，而是开始按照学术活动的内在规律行事，同时也就是按照国际通行的研究规范行事。在这些学科的对比下，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越来越显出了其学术含量的普遍不足。”(徐长福)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与现实性问题，所体现的正是(科学)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根本上说，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因为真正具有学术性的思想必然具有现实性，现实性是保证思想的学术价值的首要前提 ；而真正具有现实性的思想不但不与学术性相抵牾，而且向其学术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否则，就可能“要么是把实事求是这一本来是正确的思想路线变成毫无实际内容的、 无法实际操作的、令人生厌的空洞套语；要么是从狭隘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去理解理论 的功能，把哲学贬低为单纯的证明工具，导致一连串前后自相矛盾的短期行为，败坏理 论的声誉，为害于实践和科学”。(庄思晦)黑格尔说，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那个时 代。马克思也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他们所说的就是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的一致 。那么，为什么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关系成为 了一个“真”问题?除去一些研究者个体的思维教训，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代中国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兼有学术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取向。从总体上看，它是一种具有一 定学术性的意识形态活动，或者说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学术性或半学术性活动。 这制约了其学术性或者现实性的追求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问 题再度成为热点话题，在某种程度上宣示了现有学科框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活动已 接近极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合法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