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4)06-0035-07 最近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发生并且正在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这一变化虽然可以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初，但真正具有新的研究观念的变化，则肇始于对“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叛。从对“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拒斥，到“走进”或“回到”马克思的努力；从“现代性”、“后现代性”马克思的塑造，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的发掘；从广泛“对话”的浪漫想像，到全面“创新”的强劲诉求； 从学术标准的自主确立，到学科建设的浮出地表，都反映或昭示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旨趣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共同体”的某些分化以及研究 者自身的自我定位，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就表层上看，这些变 化似乎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但深层次说，它们则是马克 思主义哲学回应当代挑战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危机” 的一种表现。反思这一“危机”以及为解决“危机”所进行的学术实践，对于仍然处于 变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合法性危机”之一：“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中的变化，在学界对“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集体性”反叛之前，就已经开始，然而那种变化仍然是在“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内发生的，它不是一种学术上的自觉，因此与其说它是一个“学术事件”，不如说它是政治生活主导下的社会生活事件。这一事件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生重大转折的先导，但从学术研究视角看，它在研究观念和思想方式上并未表现出多少“异质性”因素，“合法性”问题因此也没有登上思想的舞台。真正具有“异质性”因素的研究观念或方式的出现，是从对“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拒斥和批判开始的。 对“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之强烈与广泛，是以往哲学研究所不曾遭遇的。它力图反对这种研究范式中普遍存在的简单、僵化的教条主义，揭露其以求证原理代替探求真理的本质，并进而对其“原理 + 论证”或“论证 + 原理”的论证方式和 表述方式进行彻底清算，借以消除它对正常学术生活构成的负面影响，摆脱研究中长期 存在的“非学术化”的理论困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恢复其本来具有的学术品格。显然 ，这个批判只是在否定性的视野内看待“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事实上， 这一哲学的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建国后的官 方哲学和唯一哲学，其收获与失误，对我国的社会生活与学术生活的所有方面都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影响，有人认为这一哲学不能全盘否定。虽然这种意见并非不应考虑，但是 不可否认，上述批判当时确实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击中了这种哲学的要害和实质。正是这 样的原因，这一批判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共同体中的一种浓厚的精神氛围。 审视这种批判的内容和理论旨趣，可以发现，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都有了一种新的理解，这使它自身与过去的研究传统有了某种质的差别。在过去的研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些(无论是本质性的还是一般性的)问题，也出现过许多不同理解甚至争论，但是那些不同理解或者争论是在同一个研究传统中进行的，就是说，它们是在“意识形态”(注：不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而是在肯定的意义——即列宁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参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的框架内展开的，它们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个直接或从属的部分，它们的产生或消亡以及最终的价值评判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源自学术 内部，而是从属于某种外在的、意识形态许可的标准。比如，哲学界“关于真理标准问 题的讨论”就是一个最具典型意义的例证。这一讨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 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所进行的反思和批判，对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深入而长远的影响， 但是以学术史的眼光来看，把它描述为一个政治事件似乎比确定为一个学术事件更为允 当。它因当时政治变革的需要应运而生，它的话语方式、产品形式及其发生作用的方式 ，与文学界挥之不去的“文学的困惑”(注：“文学的困惑”指的是下述这种情形：文 学作为文学已丧失其应有的自主性，它的题材、体裁、主题、意义、功能、甚而至于写 作方式，并不取决于文学自身，而是取决于一种外在的东西，比如要育林，就有“植树 文学”；欲开荒，则有“砍伐文学”，文学因为从属于那种外在性的要求而失掉了赖以 存在的特性，遂被归约为一种简单工具，陷入所谓“简单化”“概念化”、图解生活甚 至图解政治的泥淖之中。文学界与“概念化”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始终未能奏效，其 原因正是在于仅仅从其外在性而非从文学作为文学的本体性质上讨论文学问题。上述这 种问题的产生方式及其讨论方式，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是极为熟知的。这与 库恩所说的“范式”极为相近，只不过库恩谈论的是某学科的“范式”，而这里则是指 中国学术界长期流行的一种“学术范式”。事实上，学术界遭遇的许多“难题”或者“ 禁区”，与其说是各相关学科自身的问题，不如说是这种“学术范式”产生的问题。) 一样，与当时政治变革的关系要比与哲学自身的关系更为密切。它如同黑格尔“密涅发 的猫头鹰”，是“黄昏”时分起飞的，只不过它要在某个范围内纵横驰骋，而不是像黑 格尔那样自由飞翔。这样分析并非要贬损它的意义，事实上，它对于政治生活、社会生 活乃至整个学术的重要性及其伟大意义，是无论怎样高度评价都不会过分的。这样分析 只不过意在表明，它所体现的反思和批判是在它所赖以安身立命的哲学传统内部进行的 ，而不是对那个哲学传统的反思和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