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时代的中心问题。如何解决时代的课题，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现代化，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探索与试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和失败，经过反复的比较，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但马克思主义要对中国社会发生作用，在中国社会生根、开花、结果，不仅必须与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的历史实际（即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冯契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时期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的。那时，作为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冯契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心悦诚服。他为《论持久战》理论的彻底性和逻辑的严密性所折服，认为它“完整地体现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进程”，“是继《资本论》之后，运用辩证逻辑的典范”。他认为《新民主主义论》“对一百多年来的政治思想上的古今中西之争做了历史性的总结”，其中的“能动的革命反映论”一词，“集中地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1] （P14，P15）。他从毛泽东著作中感到，要搞哲学，就应该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前进。他相信马克思主义，但不迷信、不盲从，“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他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也读许多中国的和外国的哲学著作。他好学深思，喜欢独立思考，标新立异。在上世纪40年代，他在向老师金岳霖学习、切磋中提出了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哲学研究的是智慧，“意见是‘以我观之’，知识是‘以物观之’，智慧是‘以道观之’”[2]。在此之后，他进一步深化此问题的研究，把认识的过程看成是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运动过程。他认为他的任务是：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道路前进，吸取各种哲学派别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些合理因素，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认识过程。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理解，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智慧说”。 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各种哲学，作为智慧之学，固然有其共性、普遍性，但更有其鲜明的民族个性、特殊性。冯契自觉地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道路前进，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同中国哲学智慧相结合，以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从哲学史研究中体会到，哲学家所要探索的根本问题可以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或按中国传统哲学的提法，概括为人与天、性与天道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态、不同的争论。他把中国哲学史上的表现形态和争论概括为：天人之辩、名实之辩、形神之辩、力命之辩、性习之辩、有无（动静）之辩、理气（道器）之辩、心物（知行）之辩等等。他认为：“智慧学说，即关于性和天道的认识，是最富于民族传统特色的，是民族哲学中最根深蒂固的东西。”[1] （P23）他借用佛教“转识成智”的概念，认为“智慧说”就是要研究和回答如下的问题：“在实践基础上之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中如何转识成智，获得关于性和天道的认识。”[1] （P42）他把“智慧说”展开为各具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成一体的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是其主干，《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与《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是其两翼。智慧说三篇，每篇一卷，共计70余万言。与智慧说三篇密切相联的是他的100多万字的四卷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三卷和《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进程》一卷），这既是智慧说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准备，也是它的历史展开。智慧说贯通古今，熔铸中外，博大精深，堪称煌煌大著，是作者经过半个多世纪深思求索和精心结撰的哲学体系。 冯契把“智慧说”界定为广义的认识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篇的主旨在讲：“基于实践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特别是如何通过‘转识成智’的飞跃，获得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在他看来，哲学讲的智慧，即是有关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认识，有关性与天道的理论。冯契从中外哲学史的研究中概括出认识论的四个问题：“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养？”[1] （P46，P47）《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篇就是结合哲学史（主要是中国哲学史）回答这四个问题。冯契认为，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智慧是关于宇宙人生的真理性认识，它与人的自由发展有内在的联系，所以认识论要讲自由。”[1] （P72）这一篇的最后一章“智慧和自由”，讲知识向智慧的转化，讲哲学智慧的目标——知、情、意的全面发展和真、善、美的统一。可以认为，这一章是这篇中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 依据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冯契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他始终用这两句话勉励自己，勉励同学。他进而把这两句话上升为建构智慧说的两个基本原则。 “化理论为方法”，就个人而言，就是把哲学理论化为自己的思想方法，贯彻于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科学研究；就哲学而言，就是把哲学基本理论化方法论，化为思维方法，化为辩证逻辑。冯契坚持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的原则。与时下流行的否认客观辩证法不同，他坚持认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客观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3] （P2）《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篇的主旨在于讲化理论为方法，说明认识的辩证法如何通过逻辑思维的范畴，转化为方法论的一般原理。冯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对辩证逻辑提供了基本原理，并出色地运用于科学研究和革命工作，但他们都没有写出辩证逻辑的专著。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逻辑研究不多，中国近代哲学对辩证逻辑同样研究不多。这一弱点造成了不良影响。他特别强调了研究辩证逻辑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他认为辩证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长点。（注：冯契的这一观点值得重视，与毛泽东有不谋而合之处。毛泽东认识论的优点是强调实践的意义，从宏观上揭示了实践与认识这一认识过程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毛泽东的不足是未能深入思维领域，对辩证逻辑无有论述。这是导致他晚年犯错误的认识论根源之一。他本人似乎也感到这一点。1961年8月，他在庐山同李达谈话时曾说，他想研究辩证逻辑，但苦于没有时间。）他还指出，在《墨经》之后，中国在形式逻辑方面不如欧洲、印度，但中国古代的辩证逻辑思想丰富，要实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合流，就必须研究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逻辑。基于这种认识，他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十分注重中国古代朴素辩证逻辑的发掘、梳理和阐释，这是该书不同于其他中国哲学史的重要之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篇注重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和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相结合，这是该篇显著的特点和优点之一。该篇可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逻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