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终生追求人类解放之理想的马克思恩格斯来说，说明人类的现实生存状况即私有制是如何形成的，并由之而引伸出从现实状况中解放的可能性，是其理论的一个根本性维度。不论他们在不同时期进行的这种说明在出发点上有何种根本性的不同，但任何这类说明在一个基本点上都有共同性，那就是人类是如何进入这种非其所欲的私有制条件下的生存状况的，这种生存状况中是如何包含着解放的可能性的。为便于行文，本文将这类说明一般地统称为“异化”理论。 马克思最早的一个完整的异化理论样本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异化理论。这部著作中的异化理论大家耳熟能详，这里不再赘述，只是想指出其中的理论缺陷，以说明马克思转变理论立场的必要性。其理论逻辑上的主要缺陷是循环论证，即从预设私有制出发，说明异化何以可能，又从异化来说明私有制的形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本人已意识到了论证的不完整性，并对解决问题的出路进行过某种考虑（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2页之论述：“但是在考察这些范畴的形成以前，我们还打算解决两个任务： （1）从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说明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 （2）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就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当他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是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包含问题的解决。”）。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对斯密和穆勒的观点进行评论时，二人所论及的分工和交换这一问题，引起了他的很大兴趣。他写道：“考察分工和交换是很有意思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48页、第148页、第148页。）。但这种兴趣并不表明马克思在此要从考察分工和交换来解决它所遇到的循环论证的困难，因为这里仍然视“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类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48页、第148页、第148页。），仍然认为“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48页、第148页、第148页。），而未达到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样，从分工去说明私有财产之起源。但无论如何，这里对分工与私有制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的理解，仍是令人感兴趣的，只是在这里是把分工理解为私有制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其根源。但要能达到后一种理解，即从分工的后果上探讨私有财产的起源，就必须对生产劳动的实质有新的理解，看到生产劳动首先作为人类为维持自身生存所不得不从事的活动的自然必然性。而这又需要一种对于人的本质有一种不同于类存在物的新的理解作为出发点，这一出发点应当能指明劳动对于维护人类生存的首要性。这一出发点的转换，也意味着突破德国哲学的传统，从另一视角审视所面临的问题。 这一视角的转换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现的。这包括在两个密切关联的问题上的视角转换：一是对生产劳动的理解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把劳动比作艺术家的创造性生产”（注：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的“审美性生产”（注：“审美性生产”，中译本译为“美学生产”，似以译为“审美性生产”为宜。参见同上。）模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种可称之为“审美-生命维持”二重性生产模式（注：与之相关，我们认为，马克思对于实践概念的理解亦是一种不同于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行为”范式和起源于近代的“技术—功利”范式的“生产—艺术”范式。（参见王南湜、谢永康：《后主体性哲学的视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6—99页））的转换；另一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作为类存在物的人”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的转换。只有实现了这两个转换，才可能对分工与私有制的关系作出完全不同的理解。我们看到，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第85—86页、第83页、第84页、第118页、第130页、第85页、第104页、第169页。）。但对生产劳动之“生命维持”功能之首要性的肯定，却并不意味着对“审美性生产”的完全放弃，而是形成了一种“审美—生命维持”的二重性的生产模式（注：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对艺术与生产之关系的理解，从《手稿》中将生产劳动的本质理解为审美性的艺术活动，到从《形态》开始的“审美—生命维持”的二重性生产模式，再到《资本论》最后手稿中将生产与艺术完全分离，视物质生产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性的王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此处无法展开讨论，可参阅笔者在《马克思的自由观及其当代意义》（载《现代哲学》2004年第2期）中较详细的讨论。）。记住这一点对于我们全面的理解马克思很重要，我们在后面还会再回到这一点上来。 这里有必要对广松文章中关于马克思思想转变原因的观点作一回应。广松写道：“如果将恩格斯的文章与马克思修正、增补的文章进行比较的话，能够发现两人的见解中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直接了当地说，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明显落后于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出自恩格斯的独创性见解，而马克思则向恩格斯进行了学习这些情况。”（注：广松涉：《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载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6页。）应该承认，广松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前后的各自的思想发展理路所作的论证具有相当的坚实性，对于我们深入、全面的理解二人的思想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笔者还是不敢苟同广松的结论。因为从广松所提供的论据中我们并不能够得出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完全依赖于向恩格斯的学习的结论来。我非常同意张一兵教授的观点，即“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是谁创立的这个问题上，……必须依据整个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的完整情况和他们各自内在的理论逻辑的具体形成过程来加以判断”（注：张一兵：《文献学语境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初理论平台》，载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这里我只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补充一点论据。这就是广松的论证中关于马克思这一时期思想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转变的考察，似乎只注意到了恩格斯的影响，而忽略掉了另外一些重要的影响。强调以往所忽视的恩格斯的影响，自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除了马克思思想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外，法国唯物主义这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决不能忽视的。对此，科尔纽通过他的研究指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这一个阶段，对他产生影响的主要是18世纪的唯物主义和法国社会主义。马克思全面研究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和法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的学说和观点，并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环境对人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注：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正是通过对18世纪唯物主义学说的研究，马克思对于自然、物质利益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形成了新的看法：“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他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他们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因此……他们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4页。）因而，对马克思这一时期思想转变起到了重大作用的，不仅有恩格斯的影响，而且更有体现于《神圣家族》中法国唯物主义的重要影响作用。正是在马克思思想内在逻辑（内在矛盾）的基础上，通过这两方面的共同影响，才有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思想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