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报道，一位姓包的普通农民，先后把自己的一双儿女培养成了大学生：大女儿考上了成都的一所外国语大学，小儿子考上了北京的一所理工大学。当记者问他在教育孩子方面有什么好办法时，这位黑黑瘦瘦、显得十分精神的农民笑着说：“我的办法跟别人不一样，不是我教孩子，而是让孩子教我。”在记者饶有兴趣地追问下，这位农民说出了他的教子奥秘：“小时候家里穷得供不起我读书，要是指望我教孩子，那只能是笑话，但如果我不管他们，由着他们瞎混，我又不甘心。想来想去，就想了一个办法——等他们开始上学读书了，我也就开始跟着他们一起学。他们每天从学校回来，我都让他们把老师讲的内容跟我讲一遍，然后他们在那儿做作业，我也在旁边做作业。我弄不懂的就找他们问，他们弄不懂的就找老师问。这样他们又当老师又当学生，学习的劲头相当大，别人家的孩子在外面哪怕玩得热火朝天的，他们也毫不动心。就这样，他们的学习成绩，慢慢地就到了全班第一名的份上，慢慢地就到了全年级第一名的份上……” 看完这则消息，我被这位敦厚朴实但不失精明、文化水平不高但颇具机敏智慧的农民独到有效的教育方法和执着不悔的学习精神深深地感动了。 我叹服他巧妙独到的教育方法。他既没有像其他学生家长那样煞费苦心地为孩子准备各种营养滋补品，也没有天天耳提面命地督促孩子要认真听讲、刻苦学习，而是采用让孩子将所学的再教给他的学习办法。这种“又当学生又当老师“看似简朴的方法，其实蕴涵着极深刻的教育哲理。通常的教育流程，是将学生当做一个个的教育终端，教师将所传授的各种文化知识发送到每一个终端，然后再通过作业或考试等手段来检测反馈终端理解与掌握的程度。然而，这个检测反馈是一个单封闭的回路：你给我什么，我还给你什么。这一个个学习终端对知识和技能的理解以及掌握程度究竟如何，其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如何充分地调动起来？这始终是教育界一个棘手的问题。而这位农民的做法，却改变了通常的教育流程。他没有将孩子当做教育的终端，而是将孩子置于一个多重角色的位置——对教师而言，他们是学生，应当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对父亲而言，他们又是教师，得教父亲学习。这样一来，所学的知识与技能到他们那里并没有终止滞留，而是经过自己的加工思考、整理疏通之后再口授手教给父亲。而要想教会错过最佳学习机会的父亲，首先自己必须学懂弄熟、理解深刻。试想，什么知识经过这样一番努力地学习，再一番艰苦地传授，还能理解不到位、掌握不扎实？我不敢说这位农民深谙教育原理，但他这种不仅促使孩子作为知识的接受者和拥有者，还激励孩子成为知识的传递者、运用者的独特方式，是完全符合现代教育发展趋势且创造性地充实了现代教育理念。 同时我也不得不叹服他执著不悔的学习精神。人到中年，力承重荷。种田纳税、迎来送往、赡老养小、供子读书……多少家庭内外事务都由他来操劳安排。这是生存之道，无法回避。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重担下他仍然跟儿女们一样，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学习初中、高中文化知识。如果仅从实用的层次来说，初中、高中的文化课知识对一个中年农民的人生和家庭生活的改善不会有多大的直接作用，作为他本人来讲，恐怕也是深明其理的。但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学习，在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创造出了良好的学习氛围，这种氛围极大地调动了儿女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能以优秀的成绩进入大学深造。而同时他也弥补了自己以前没有学习机会的遗憾，渐渐提高了自己的文化品位与层次，为将来做一个现代化的新型农民奠定了基础……也许他从未听说过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所谓“后喻文化”理论，但他虚心质朴地向后代学习的行为不仅很好地诠释了米德“后喻文化”的现代理念，而且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深思——如果想使每一个学生乐学、真学，教师首先也应是一个学习者。 我们每一位家长，我们学校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如果都能如这位姓包的农民那样，思考教育孩子的有效方法，同时也能放下架子同孩子们一道共同学习，敞开心扉迎接着时代向人类馈赠的各种知识与思想，何愁未来一代没有学习的动力？何愁学习型社会不能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