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 城市化是一个人类社会的经济转型、社会变迁和文化重构过程，主要反映在：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非农业为主的过程，城乡社会结构出现乡村人口比重逐渐降低，城镇人口比重稳步上升过程，文化景观表现为居民点的物质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镇性质转化的过程。本文重点探讨中国改革开放25年来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机制变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进行浙江、江苏城市化实证分析。 1 城乡二元工业化推动中国城市化 综观城市化的历史，尽管已经经历了大约6000年的历史时期，但其剩余产品交换的原始驱动力始终保持不变，尤其进入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进程逐步加速[1]。据钱纳里的世界发展模型，在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共同处于13%左右的时候，城市化水平开始加速，并明显超过工业化水平。同时，发展中的城市以其“聚集效应”和提供一个总量不断扩大的享有较高收入的城市就业人口等优势，对城市工业持续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由此带动区域的农业现代化，从而又进一步启动农村地区不断扩大的工业品的需求，使城乡地区处在协同发展过程之中。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也大体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 一方面，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城市工业化过程慢，不能提供足够的劳动就业岗位，而且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普遍落后，苏南地区凭借上海退休技术工人和自身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利用农村集体经济的财政盈余，开始发展农村乡镇企业，走农村城镇化的道路。经过1980年代的发展，乡镇企业要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企业群落逐渐形成，工业区的雏形开始出现，企业开始赢利并撤资兴办学校、医院、商业服务设施等，这样一来，农村地区的这一工业化过程就与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到1992年，全国乡镇企业已有职工10581.1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24.2%；产值17584亿元，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32.3%。到1990年代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便形成一股推进农村城市化的巨大力量。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家提出“小城镇、大战略”的观点，认为通过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既可以避免“大城市病”，又可以减轻我国城市人口高福利（和高福利成本）带来的财政压力，引导中央政府制定一系列对城市规模进行谋划布局的政府主导城市化进程公共政策，积极发展小城镇也就成为一种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乡社会转型的一种平滑过渡。然而，尽管乡镇企业模式和小城镇道路承接了现存的城乡关系和粗放型增长方式，看起来改革成本和阻力小，可以避难就易，但从长远看并不能代表中国的唯一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中国从1980-98年建制镇增加了1万多个，但是镇平均人口仅增长60%，3万人以上的镇仅800多个。小城镇的户籍限制已经放开，但人口增长仍然缓慢，主要是因为缺少就业机会。1990年代中期的经济过热实现软着陆以后，支撑经济增长的外部条件发生改变，加上环境和资源破坏已被从严限制，使乡镇企业的粗放扩张优势走近终点。 另一方面，在改革前的30年中，中国城市化进程极其缓慢，不仅偏离钱纳里“发展模型”的标准结构，而且还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程度。老城市的基础设施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改造和扩充，新建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赶不上城市人口增长的需要，城市基础设施的人均拥有量普遍较低。在城市地区，由于原有的基础设施条件已严重不适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且老城区改造一时难以满足城市工业化必需的基础设施条件，据此，1980年代结合国家“开放”政策，为推进城市地区工业化进程、以“三通一平”后来发展为“七通一平”的各类开发区和新城区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内资本短缺和技术水平低下表现突出，引进外资和技术成为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许多新上项目不得不从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开始。据此，在经济发展较快、投资环境好的地区，政府主要通过建设开发区招商引资，通过外部工业化推进城市化进程；在中西部地区，主要布局基础设施配套项目，改善城市投资环境。如果对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投资是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为主导的。在产业投资结构中，第三产业投资持续上升（注：1993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158.2亿元，比上年增长19.6%，所占比重由2.8%下降到2.2%；第二产业投资3850.1亿元，增长37.1%，所占比重由58.9%下降到53.6%；第三产业投资3174.7亿元，增长73.7%，所占比重由38.3%上升为44.2%。第三产业投资增幅之大，比重之高，特别是运输、邮电、通讯业完成投资1450.35亿元，比上年增加748.64亿元，增长106.7%，所占比重由14.7%上升到20.2%。即使在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时，这些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重点建设项目所受影响也不大，有的项目则加快了进度。1993年生产铁路机车922辆，比上年增长15.5%；发电设备1534.3万千瓦，增长17%；程控交换机981.42万台，增长162.7%。这几类产品在1992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持续地高速增长，反映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中国工业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再从基本建设的投资结构看，1993年在国有单位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8.35%上升为39.28%，更新改造投资则由18.6%下降为18.53%。其中用于新扩建项目的投资5285亿元，比上年增长54.1%，所占比重由72%上升为73.6%；而用于改建投资1313亿元，增长37.7%，所占比重由20%下降为18.3%。这也就是说，在整个19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将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体的投资需求。从这一意义上讲，1990年代的增长轴心已转移到基础设施为主体的投资需求拉动上来，进入一个以城市化推动的经济增长新阶段。通过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国大中型城市的经济潜质则逐渐显现，GDP超过200亿元的城市从1994年的21个增加到1998年的54个。即使在西部地区，1999年西安市的GDP也占陕西全省的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