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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所开始的区位理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历程。经济地理以及区域经济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区位理论，一方面构建新的区位理论，另一方面更深入地研究以往的区位理论。文章将20世纪区位理论的发展历程总结为五个发展阶段：以新古典区位理论为主的阶段；以行为经济学为主的发展阶段；以结构主义为主的发展阶段；以生产方式为主的发展阶段；以非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为主发展阶段。对于各发展阶段的特征，做了概括性的总结。
sche A)、俄林(OhlinB)和艾萨德(Isard W)等人代表新古典区位理论。新古典区位理论可以说是从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开始的。杜能农业区位理论的要点是，由土地位置不同，即距离城市市场远近的不同，导致农业成本在空间上的差异，从而，对地租发生不同的影响。这是著名的位置、地租和土地利用三者关系[6]。韦伯认为，最低成本就是企业区位选择的基本因素，只有经济因素影响工业区位，经济因素主要是成本因素。成本因素有多种，他认为真正起作用的只有两项；运输成本和劳动成本，严格来讲，还包括聚集。他分析运输成本和劳动成本与工业区位的关系，指出原料指数概念。对于劳动成本与工业区位的影响，提出劳工系数的概念[7]。韦伯的工业区位论被称为“最小运输成本理论”。虽然韦伯奠定往后区位理论发展的良好基础，但是其理论的最大弱点是静态性和部分分析。俄林将贸易理论和价格理论相结合试图建立一般区位埋论，其观点有两部分。第一部分考虑的是，在假定资本和劳动自由流动条件下，工业区位如何决定，其结论是商品在区域间流通或区域内流通取决于运输成本，即工业区位决定于运输成本[8]。俄林和韦伯的观点是基本上一致的，俄林补充韦伯的两点不足之处：一是俄林更加强调原料产地、工业区位和消费市场三者间相互依存和互相影响关系；二是俄林强调运输边界程度的差异。俄林的区位理论第二部分是在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流动下的工业区位问题。第二部分的特点是利用一般均衡方法来研究一般工业区位的决定。他认为利息率和工资水平的区域差异是工业区位决定的重要因素。它们区域间的差异成为工业区位决定的前提，另一方面，它是工业区位所造成的结果。为什么会存在利息率和工资水平的差异，是因为资本和劳动本身存在区域差异，而这个差异不能自由流动。如果它们的配置要发生变化，就依靠三种因素的作用：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各区域价格比率。价格比率的变化，意味着原来均衡的破坏，而价格比率变化的结果形成一个新的均衡关系，这变化会影响工业区位，即工业区位变动是生产要素的各地之间重新配置的结果，或者原来均衡关系变动的结果。俄林的区位理论被称为“一般区位理论”。勒施的区位理论被称为“市场区位理论”。他的市场区位理论有两个含义。第一含义是最重要的区位因素就是市场，即市场的利润。第二含义是从宏观经济上解释何谓市场区。从第一含义来看，有两个特点。最低运输成本和劳动工资成本并不是决定作用的，利润（尤其是纯利润）起到决定作用，即工业区位主要是它的销售范围大小来决定，需求量来决定，从这个意义看，市场区位理论称为“最大需求理论”。若有足够的消费者就会有利润，唯一的区位决定因素是它们（成本，市场，收入）间的均衡，就是纯利润，即个别企业找纯利润最大的地点。勒施的观点否定韦伯类的最小成本观点，而发展“最大收益区位理论”。特点二是，勒施所强调的是个别工厂区位的决定，同时也重视总体均衡。个别、体系、相互影响的观点是为解释整个系统的最佳区位的配置。艾萨德批评勒施的理想空间模式。若人口在空间上不均等分布，勒施的六边形会变化多样规模的非规则形状。艾萨德特别强调区位的现实意义，将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韦伯的最小成本区位理论和勒施的最大需求区位理论综合起来，并试图建立具有观实意义的“一般空间区位理论”。艾萨德将区位理论和替代原理相结合，像经济理论中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关系一样，强调区位选择间也存在替代关系。艾萨德认为之所以一般均衡理论是“一般空间区位理论”的特殊现象，是因为一般均衡理论假定运输成本等于零并生产要素都是完全移动。虽然新古典区位理论具有理论逻辑性，但是它的假定存在不少问题。第一是新古典区位理论不考虑个人能力、心理满足，未来不确定性、需求者的偏好等的问题[10]，把区位看成一个黑箱，箱中的经济活动不去更多的考虑。第二是假设过于严格，因而新古典区位理论与现实的距离较大。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新古典区位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假设不适合空间问题的研究。而且，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假定很大程度上制约区位研究的空间意义。 2 1960年代以行为经济学为主的发展阶段 新古典区位理论的理性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和完全信息假定在1960年代受到很多批评。区位的地理特征自然造成信息的空间不对称，并且经济人在很多情况下做出非完全理性行为。换句话说，经济行为的特征并不是完全理性的静态性，而是有限理性的动态性。适应经济学(Adaptive Economics)、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等新的理论探索都认为经济行为的特征就是有限理性的动态性，并选择就是不断的调整过程。德伊(Day R H)认为，有限理性就具有不完全信息、有限预测、有限认识力量、动态偏好等的特征[11]。区位选择是一种经济行为，严格来讲，区位选择主体，在非完全竞争和非完全信息条件下，做出区位选择。戈林赫特(Green hut M L)强调个人因素在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个人行为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从而，区位因素应该包括成本因素、需求因素、收益因素、个人成本因素、个人收益因素等。赛默恩(Simon H A)也认为，在有限信息条件下，区位决定行为就是有限合理性的行为，并且在理性合理性条件下，经济人会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有限合理性约束下，每个人的约束条件都不一样，有些人还会追求满足次善(the second best)。他将“利益的空间界限”的概念应用于区位理论，认为企业的区位并不决定在单一地点，而是能够得到利润的任何地点都可以成为区位客体，这就是斯密(Smith D M)的“准最佳区位(suboptimal location)”概念。斯密以前存在三种产业区位理论。第一种是以韦伯为核心的最小成本化理论，第二种是以勒施为核心的最大收益化理论，第三种是勒施经济区加上韦伯机制的。斯密将产业区位理论称为“新古典综合”[12]，就是韦伯类的最小成本化理论和勒施类的最大收益化理论的综合。虽然斯密的产业区位理论是将韦伯的成本及勒施的收益相结合所建立的“新古典综合”，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理论缺陷。例如，现代企业的目标从利润及物理成本转变为增长及交易成本，从而，斯密的理论难以反映出社会空间的特征。有人试图打开新古典区位理论中的黑箱子。麻起(March J G)认为，组织是由很多个人和部署来组成的，并且，组织会有重叠或相互对立的目标，新古典区位理论假设组织结构没有差异，但是，不同组织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区位选择。弗勒德(Pred A R)强调信息水平和信息利用能力水平的区位选择影响，虽然每个人都具备同样的信息水平，但是很有可能难以保证最佳区位的选择。哈密尔吞(Hamilton F E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