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79(2003)04-0001-08 极化是指事物或事件沿某一个方向持续发展并达到顶峰，它表示事物发展的动态过程，也表示其发展结果[1]。社会极化，一般地被认为是经济地位、社会背景、发展机会等不同的人群之间差别的扩大，包含收入极化、人口极化、居住极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也是举世瞩目的现代社会问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们不仅注意到了地区之间的极化现象[2]，同时更把城市内部的社会极化作为研究的焦点。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从经济转型、种族、职业收入、财富分配、家庭结构和教育等多个角度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着重介绍1980年代以来英美学者对社会极化问题的解释与论证，主要包括对城市社会极化的认识、新城市贫困（尤其是大城市中心区）的成因、种族隔离对少数民族（特别是黑人）的影响等方面。 1 对城市社会极化的认识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社会极化被美国一些城市理论家认为是与所谓的“全球性城市”的出现相联系的一个过程。如Sassen等人认为[3]，全球性城市是“一个新的特殊的城市化发展形式，是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经济调整的结果。”像伦敦、纽约、东京、洛杉矶等大城市，它们是世界经济组织的集中地，也是金融和其他专业服务公司的集聚地，是重要的产品市场和技术创新源地。Sassen认为，在这些大城市中收入分配和职业分布的极化、工作机会的变化、因制造业的衰落而造成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减少等，导致了极具特色的社会极化形式。Marcuse认为，“全球性城市”的社会极化呈鸡蛋—沙漏形(the egg and the hour glass)，城市人口的正常分布犹如鸡蛋，大部分集聚在中心，由中心向外围人口逐渐减少；中心人口受挤减少而外围膨胀（中心人口外迁之郊区），形成极化，如沙漏形[4]。 然而，Hamnett却对此持不同见解[5,6]。首先，他质疑Sassen立足于职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论点，认为这种“社会极化”概念模糊，忽视了“绝对极化”（经济结构调整创造了大量的低技术、低报酬的工作）和“相对极化”（高比例的低技术、低报酬的工作）的巨大差别。Buck曾指出（注：Buck,N.,Social polarization,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labour markets change in London and New York.ESRC Research Center Occasional Paper2.Colchester:University of Essex,1991.），即使没有职业极化，随着失业人员的增加、收入的下跌、高学历工作者收入的上涨、单亲家庭的增多等等，收入极化也会加剧。其次，Hamnett认为，Sassen没有很好的考虑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实际情况，如伦敦市就业结构就是逐渐呈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而非极化。再次，纽约、洛杉矶的极化也许与大规模的移民涌入和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有关，由此来推及其他全球性城市显得过于草率。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M.Castells认为，在信息时代黎明之际和网络社会形成阶段，美国所经历的社会不平等及社会排斥仍将是世界上其他地区即将经历的时代所面临的征兆，特别是欧洲地区更是如此。在美国，中等收入家庭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曾在1947-1967和1967-1973两个时期高达2.8%和2.6%，但1973-1979、1979-1989和1989-1997三个时期则分别减少为0.6%、0.4%和0.1%。1977-1997年，美国最富裕的1/5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44.2%提高到50.4%，平均税后收入增长了38.2%；而最贫困的1/5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则由5.7%减少为4.2%，平均税后收入反而减少了12%。即使在经济非常景气的加州，1993-1998年所有劳工的平均薪金却减少了1%，而男性劳工则减少了5%。M.Castells认为，美国社会极化的形成主要与6方面相互影响的过程有关：(1)由工业经济向信息化经济转移，连带的劳动力部门产生结构性转化；(2)信息化经济对高教育程度者的酬金，联系着获得高品质、州立教育的机会日益更加不平等；(3)产业生产、劳工及市场全球化而产生的冲击，其中包括“去工业化”的过程；(4)劳动过程个体化及网络化；(5)移民在劳动力组成中分量增加，而他们总是处于遭受差别待遇的状况之下；(6)在充满父权歧视的情况下，女性被纳入信息化经济的有工作者的行列，以及因父权家庭危机而造成的进一步经济负担[7]。 Ray Pahl依据他对希佩岛(the Isle of Sheepy)的研究[8]，把从事工作（含无报酬的家庭劳动）的家庭作为一极，那些没有工作和没有正常工作的家庭作为另一极，论证了英国社会极化的过程。而健康、住房等具体情况的差别又加剧了这一过程。社会极化也因此被看作是多个挣钱者和从事多种工作的高收入家庭与没有挣钱者和低收入家庭间差距的扩大。Dale和Bamford也以自己的实证研究，分析了英国社会极化状况，认为英国城市社会极化，就属于这种家庭分化型[9]。 相对于Marcuse的鸡蛋—沙漏形设想，Pahl根据洋葱和哑铃(onion and dumb-bell)的形状，提出了他的社会极化构想[10]。依据对英国、美国的观察研究，Pahl指出了两国之间的差别：英国中产阶级人口庞大，而上层、底层阶级相对较少，颇似一个硕大的洋葱；美国则因中产阶级财产的收缩而显得两端大而中间小，像哑铃的形状。基于财产拥有量和基于不同阶级人口数量的极化形式有很大的区别，中产阶级的缩小更多地与财富拥有量而非人口数量相关；根据哑铃模型，底层家庭众多而财产拥有量较少。不同的家庭结构、收入方式、移民以及少数民族所扮演的角色和不同的社会福利体系，使英美两国社会极化有所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