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转换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588(2004)01-0002-07

      1 导言

      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经济发展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演进过程。这种结构演进过程不仅仅体现在社会产出(GDP)不断增长和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而且也体现在自然物质投入方向和利用结构的不断变化[1]。作为人类社会生产的基本物质要素，土地资源的利用及其转换过程便是这种自然物质投入及其结构转变方面的一个最好例证。

      中国的国土面积有，是世界上的土地拥有大国之一。然而，中国的可耕地只占整个国土面积的13.5%。按2000年人口计算，人均耕地面积仅有，为世界人均水平的43%。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多年来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划发展，中国土地（耕地）安全问题日益突显出来[2]。这一点，对于人口稠密和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高潮的长江干流地区而言，更是如此[3]。

      长江干流是中国最大的流域地区，其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5.5%（见图1）。2000年，长江流域集中了全国人口的38%和41%的社会产出（GDP，按1952年价格计）。实际上，就经济发展（结构演进）的土地利用的转换而言，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长江干流均是中国最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地区（注：长江干流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和上海、重庆七省二市。）。

      2 经济发展的背景分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加快工业发展来实现国家现代化。由于不利的国内外发展环境，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区域发展政策主要是围绕着以下3个基本目标展开的：第一，通过加强农业（种植业）的发展，确保国家粮食供应的基本安全；第二，通过有限地区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建设，确保全国基础原材料、燃料和生产设备的基本需求增长；第三，通过建立省级轻工业生产体系，确保各地日常基本生活用品的供应。

      在此种政策，矿产资源禀赋优越的北方地区、如东北的辽宁、黑龙江和华北的山西等地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国家经济建设和资本（投资）投入的重点[4]。相对而言，作为国家传统农业生产的中心，长江干流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1980年长江干流地区的GDP（按1952年不变价计）约占全国的34%，较1952年的35%下降了1个百分点（见图1）。从产业结构方面看，20世纪50年代～80年代期间，支撑长江干流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主要来自农业（种植业）和轻纺工业两大部门。

      遗憾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长江干流地区这种经济发展趋势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尽管在70年代～80年代长江干流中下游地区重工业的投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例如湖北（武汉）和上海（宝山）的钢铁工业以及江苏和湖北的石油化工工业等。形成此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早期改革开放风险的考虑，中央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持国家财政增长来源的稳定。因此，作为国家财源的主要提供者，长江干流地区、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的改革开放步伐较南方沿海地区的要放缓了许多[5]。这种带有明显倾向的区域发展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到1990年，长江干流地区GDP在全国的比重保持在34%的水平上，与1980年的相比没有任何变化。

      

      图1 长江干流地区各产业在全国比重变化示意（1952年价格）

      Fig.1 A changing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YRB (at 1952 price)

      在经历了10多年的探索之后，中央政府决心开始进行长江干流地区的全面改革。1992年首先在上海开始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浦东开发区的建设）。接下来的就是沿江14个城市的对外开放。这种改革开放的目的不仅在于加速长江干流地区整体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在于平衡日趋扩大的地区发展差异。

      除了管理层次外，长江干流地区的全面改革还体现在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规划方面。这种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了一系列的港口码头、铁路、公路和电站工程。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1992年5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建设长江三峡大坝工程项目。作为世界上最大水力水电工程，包括移民安置和大坝工程建设在内的整个三峡工程建设需要花费近20年的时间和以上人民币（1990年价）的静态投资。待三峡工程完成之后，长江干流长达600km（宜昌以上）的水道可以通行万吨级以上的轮船，从而大大改善重庆这一西南经济中心的对外交通运输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