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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二十年来，以英美地理学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地理学界开始注重制度和社会文化因素对经济空间现象的影响。柔性专业化、网络与根植性、集聚与集群，区域管制等概念，频聚出现于国际主导地理刊物和国际会议讨论之中。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引进这些相关理论并结合中国实例作了一些可喜的探索。这种引进理论——中国实际研究——理论总结的研究模式，推动着上世纪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但是，从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角度考虑，还应该探索其他研究思路。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背景，有一些在世界十分独特，如最大的且近20多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不相一致，体制变革、文化传统的特殊影响，人口与资源的尖锐矛盾，区域差异巨大，经济地理学在地理学中地位的特殊性等。根据这些背景，中国经济地理学需要冷静地审视国际学术动向和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实际，加强国际交流，凝练解释中国特殊经济地理现象的理论观点，逐渐培育国际经济地理学界中的中国流派。
来源：据Yeung and Lin,2003并修改补充[1,2]。 (1)劳动地域分工理论 该理论为20世纪80年代，一些激进地理学家在批判区位论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英国和美国区域工业化过程研究之后提出的。主要观点包括：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过程与产业、就业和阶级的空间结构和分布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在政治经济学观点指导下，该理论主张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空间化研究[3]。 (2)柔性专业化和新产业空间 侧重于从生产技术变化入手，研究其对产业空间组织的影响。从福特主义大宗生产转向后福特的精益生产、柔性专业化、产品顾客化，出现了新的产业空间[4]。转包、中小企业快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企业集聚，成为该学派的主要研究议题。受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该学派研究中，十分关注交易成本对产业空间格局的影响。 (3)网络与根植性 90年代中期以来，企业根植的网络关系对企业空间的影响成为经济地理学家重要研究领域之一。该学派力图通过研究邻近性、根植性、隐含知识和学习、合作网络，来解释经济地理中的空间集聚现象。在研究中，侧重于组织理论和社会学方法[5]。 (4)区域集聚和集群 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产业组织方式的变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空间格局中新的集聚和集群现象，引起了经济地理学家的关注[6]。这种集聚和集群的特殊企业组成、鲜明的专业化、特殊的区位特点，以及内部复杂的关联性，促使经济地理学家在研究中借鉴管理学、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 (5)干预（调节）理论和管制 干预（调节）理论源于法国政治经济学派[7]，管制是90年代英语国家社会科学中最关键的术语之一[7]。干预（调节）主要指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管制则不仅限于政府。（在组织上管制包括政府之外其他在政策形成过程起作用的组织，如非政府组织、半官方机构、私营公司、压力群体等；在组织间关系上，管制指相关组织的合作形式，而不是上下控制关系）[7]。经济地理学家借用相关理论，在研究中强调干预和管制的空间意义。认为干预和管制的过程与一国之内（或一区之内）的空间经济和社会差异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联。任何一种干预（调节）方式或管制措施均会对某些区域更为有利，对另一些区域更为不利。 (6)文化经济 以上观点有一些已经涉及从文化角度进行经济地理学研究。近期国际经济地理学中的“文化转向”，更进一步强调经济与文化的关系[8]。一些学者认为，经济空间只有放置于文化、社会和政治关系之中，才能很好地加以理解。其中“文化经济”得到不少地理学家的关注。其研究视野非常宽泛，包括公司文化（公司的规范、习俗及非正式规则特征）、企业知识（公司自己拥有的知识）、组织学习、创新型产业、学习型区域等。 (7)关系论或关系转折 关注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对经济地理的影响。认为经济活动的各种参与者和它们相关作用关系所引起的经济地理发展和变化过程，应该成为研究的中心。如2003年第2期《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专集讨论关系经济地理学。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正在向着关系经济地理学转变。这是由于：①从结构主义角度，社会和制度关系形成经济主体运营的重要背景；②从发展变化角度，经济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与历史关系密切；③经济发展过程具有权变特征，经济主体的战略和行动是开放的，随环境条件而变化[9]。 1.2 主要特点 (1)解释学理论构建 据Barnes研究，上世纪早期、中期的区位论以及50、60年代的数量革命，均以“认识论(epistemology)理论构建”为主，所强调的是对研究对象的精确反映。近20年的理论性成果，以“解释学(hermeneutics)理论构建”为主，强调更加灵活、开放和自由的探索方式。与“认识论理论构建”相比，它具有如下不同：①反对依据固定的和决定性的原则（而认识论则使用这些原则）；②激励实验活动和使用不确定术语；③培育对社会和历史区位的判断意识，承认其对知识的影响；④保持对话，以商讨性的态度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