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3)05-0115-06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秦始皇本纪》：“孝公享国二十四年。……其十三年，始都咸阳。”《商君列传》也写道：“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 定都咸阳，是秦史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也形成了秦国兴起的历史过程中的显著转折。定都咸阳，是秦政治史上的辉煌亮点。如果我们从生态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一事件，也可以获得新的有意义的发现。 秦都的转移：由林牧而农耕的进步 秦的政治中心，随着秦史的发展，呈现由西而东逐步转移的轨迹。 秦人传说时代的历史，有先祖来自东方的说法。而比较明确的秦史记录，即从《史记·秦本纪》所谓“初有史以纪事”的秦文公时代起，秦人活动的中心，经历了这样的转徙过程： 西垂—汧渭之会—平阳—雍—咸阳其基本趋势，是由西向东逐渐转移。 在秦定都雍与定都咸阳之间，有学者提出曾经都栎阳的意见。笔者认为，司马迁的秦史记录多根据《秦记》，因而较为可信的事实（注：参阅王子今：《〈秦记〉考识》，《史学史研究》1997年1期；《〈秦记〉及其历史文化价值》，《秦文化论丛》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是值得重视的。而可靠的文献记载中并没有明确说明秦迁都栎阳的内容。就考古文物资料而言，栎阳的考古工作也没有提供秦曾迁都栎阳的确凿证据，其城址遗迹年代均判定为秦代或汉代（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3期。）。根据现有材料依然可以肯定：栎阳始终未曾作为秦都。（注：王子今：《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2年5期；《栎阳非秦都辨》，《考古与文物》1990年3期。） 秦都由西垂东迁至于咸阳的过程，是与秦“东略之世”（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二《秦都邑考》。）国力不断壮大的历史同步的。秦迁都的历程，又有生态地理和经济地理的背景。 史念海先生曾经指出，“在形成古都的诸因素中，自然环境应居有一定的重要位置。都城的设置是不能离开自然环境的。如果忽略了自然环境，则有关都城的一些设想就无异成为空中楼阁，难得有若何着落。”“都城的自然环境显示在地势、山川、土壤、气候、物产等方面。”（注：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7月，第180页。）徐卫民先生在总结秦都城变迁的历史规律时，也曾经提醒人们注意，“（自然环境）既是形成都城的基础因素，又可成为都城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加之不同历史时期的都城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要求的角度不同，因此就可能形成都城的迁徙。”他还指出：“在东进的过程中，秦人也对占领区的地形环境进行观察，以便选择较为理想的地方作为都城，因而随着占领的土地越多，选择的机会也多起来”。他于是认为，秦都东迁的过程，“因此完全可以说是优化选择和充分利用地理优势的过程。”（注：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67页。）这样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如果从另一角度进一步考察择定新都的动机，还可以发现，秦人由西而东迁都的决策，有于生态条件和经济形式方面进行“优化选择”的因素。 秦人有早期以畜牧业作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历史。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先祖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秦最初立国，曾经得益于畜牧业的成功。 我们还应当看到，作为秦早期经济发展基地的西陲之地，长期是林产丰盛的地区。（注：《汉书·地理志下》：“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原生林繁密的生态条件，可以成为特殊的物产优势的基础，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不利于农耕经营之发展的影响。《汉书·地理志下》说秦先祖柏益事迹，“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赐姓嬴氏。”与《史记·秦本纪》记载“调驯鸟兽”有所不同，经营对象包括“草木”。所谓“养育草木”，暗示林业在秦早期经济形式中也曾经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根据考古发现，当时“秦人起码已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其饮食生活当以农作物的粮食为重要食物来源”，有的学者指出，“这完全不像人们一贯传统的说法，认为秦人当时是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注：樊志民：《秦农业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7年9月，第9-10页。）注意秦人经营林业的历史，或许有助于理解有关现象。 《史记·秦本纪》如此记录秦文公营邑于“汧渭之会”的情形：“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秦文公决定在“汧渭之会”营建城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王国维曾经说，“文公始逾陇而居汧渭之会，其未逾陇以前，殆与诸戎无异。”（注：《观堂集林》卷一二《秦都邑考》。王国维还就对《史记·秦本纪》“非子居犬丘”的误解，指出：“徐广以犬丘为槐里，《正义》仍之，遂若秦之初起已在周畿内者，殊失实也。”并有附记：“此稿既成，检杨氏守敬《春秋列国图》，图西犬丘于汉陇西郡西县地，其意正与余合。”）而这一历史转变的契由，竟然是“以兵七百人东猎”。《汉书·地理志下》也写道，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等地方，“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所以《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注：《诗·秦风·小戎》。颜师古注：“《小戎》之诗也。言襄公出征，则妇人居板屋之中而念其君子。”）。“及《车辚》（注：即《诗·秦风·车邻》。颜师古注：“《车辚》，美秦仲大有车马。其诗曰‘有车辚辚，有马白颠’。”）、《四臷》（注：即《诗·秦风·驷辚。颜师古注：“《四臷》，美襄公田狩也。其诗曰‘四臷孔阜，六辔在手’，‘輶车鸾镳，载猃猃猲’。”）、《小戎》（注：即《诗·秦风·小戎》。颜师古注：“《小戎》，美襄公备兵甲，讨西戎。其诗曰‘小戎俴收，五
。”）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