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学界对日本现代史的基本认识，主要有两种传统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现代史是“接续”的历史，即认为日本在大正时期(1912—1926年)已经开始了民主化进程，但是由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建立的、以超国家主义为意识形态支柱的强权体制，将日本纳入了战时动员的轨道，从而阻断了这一民主化进程。日本1945年战败后开始的战后改革，是使日本历史复归大正时代开始的民主化进程。如三谷太一郎提出：“在大正时期形成的自由主义，构成了与战后民主主义直接相关的政治传统。”(注：三谷太一郎：《新版大正民主论》，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版，第357页。)松尾尊兊也认为：“应将大正民主视为日本社会在战后走向民主主义的前提。”(注：松尾尊兊：(大正民主)，岩波书店1974年版，第2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日本现代史是“断截”的历史，即认为战后初期的民主化改革，使日本发生了深刻变化，使之告别了历史，重新获得新生。这种观点在日本史坛长期处于主流地位。中国史学界也基本采纳这种观点，如彭树智认为：“战后初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民主化改革，是一次从思想意识到政治、经济诸制度方面较为彻底的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铺平了道路。”(注：彭树智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 但是，这一传统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已受到质疑。1977年，榊原英资、野口悠纪雄提出了“支撑日本经济高度增长的体制，基本上是战时总体战体制的继续”的“假说”。(注：榊原英资、野口悠纪雄：《大藏省·日银王朝的分析——总体战经济体制的终焉》，《中央公论》1977年第8期。)1988年，山之内靖提出，日本为进行“总体战”而进行的战时动员，“形成了某种‘全体主义’。这种‘全体主义’，是形成战后日本‘体制社会’的起点。(注：山之内靖：《战时动员体制的比较史考察——为了了解今日日 本》，《世界》1988年第4期。)但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和平稳增长时期，上述观点未引 起足够重视。20世纪90年代后，以日本政治遭到普遍怀疑、经济陷入重重困境为背景， 认为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观点开始受到充分关注。包括野口悠纪雄和 山之内靖在内，不少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实证性考察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 值得关注、颇有见地的理论。“总体战体制论”、“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19 40年体制论”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共同出发点，就是试图通过对日 本战时和战后体制“连续性”的研究，打破陈说，重构日本现代史。其共同目的，就是 寻找当今“日本病”的病根。这些理论不仅在日本学术界影响日广，而且波及海外，引 发了西方学者研究日本现代史新的学术兴趣。不可否认，这些理论对拓展认识日本现代 史的视野，进一步认识现行日本政治经济体系的本质，均不无裨益。但是，迄今为止， 这些理论还未见有学界同仁予以评说。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笔者特依据从日本所获最新 资料撰成此文，分别对三种理论及其影响进行阐述，并略发表个人浅见。 一、“总体战体制论” “总体战体制论”的代表作是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J.Victor Koschmann)、成田龙一于1995年主编的、作为13位日本和美国学者共同研究成果的《总体战和现代化》。该论著依据明确的立论宗旨和方法论原则，通过对战时战后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系统而实证的考察和比较分析得出结论：日本现行政治经济体制，是战时“总体战体制”的延续，并将他们自己提出的理论称为“总体战体制论”。 “总体战体制论”的立论宗旨，具有明确的针砭当今日本政治经济体制弊端的批判性。对此，该书在绪言中即阐述得非常清楚：“本书所有论文的作者均有意识地同具有战后日本革新政治特征的历史意识保持距离。因此，其中有的论文必然会被认为存在保守和右翼倾向。例如，否定将战时‘黑暗的森林’和战后‘拂晓的启蒙’作鲜明对比的立场，或许可能被理解成是为战时体制开脱，为战后出现的重整军备和权威主义化倾向推波助澜。正因为如此，明确理解本书所有论文的意图均与之截然相反就显得至关重要。事实上我们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几乎所有执笔者撰文的目的，都是对被称为‘战后民主主义’的体制进行批判”(注：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成田龙一编：《总体战和现代化》“绪言”，柏书房2000年版，第3页。)。 同时，该书的立论宗旨还具有重构日本现代史观的明确意向，并将矛头直指构成战后日本史学主流的“战后历史学”派，特别对战后史学派重镇丸山真男、大塚久雄将战 前日本社会视为“后进的、封建的社会”，即认为日本社会是“前近代社会”的理论观 点提出批评，试图取“战后历史学”而代之。该书写道：“本书由于充满了极具褒义的 修正主义的内容而在日本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关注。这里所谓的‘修正主义’，是指本书 从不同的角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在日本占有支配地位的进步的历史学主流，重新 进行了批判性审视和探讨。而上述历史学主流，本身也是作为战时拥有学术权威地位的 历史学和国粹主义的批判性对立物成长起来的。”(注：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 、成田龙一编：《总体战和现代化》，英文版序言，第1页。) 在方法论原则上，“总体战体制论”的倡导者通过比较政治分析，对将二战时主要参战国的体制分为美、英、法等“合理的民主型体制”以及德、日、意等“非合理的专制型体制”的两分法提出了批评，指出：“无论是民主型体制还是专制型体制，在战时总动员时期，为了更有效地利用人力和资源，均建立了‘总体战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民社会虽然复归了和平的日常的体制，但是这种复归并不意味恢复至大战以前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国民社会，均选择了沿着由总体战体制促成的社会重组的新的轨道继续前进的方向。”“基于这一立场，本论将持因总体战而得以实现的社会重组的特征，视为‘从阶级社会向体制社会变迁’的观点。”(注：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成田龙一编：《总体战和现代化》，第38页。)毋庸赘言，基于这一立场所采取的必然方法，就是比较和分析战时的总体战体制是如何在战后得以延续的，即探讨战时和战后体制的“连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