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以后，亚洲各国普遍掀起了自上而下的革新浪潮，开始了各自的现代化进程。而在这众多的改革运动中，只有泰国和日本的改革取得了成功。本文将从两国在改革前夕的社会基础，改革的领导者及其指导思想，改革的措施和成效等这三方面入手，对泰国和日本的改革进行比较和分析，以探求导致两国改革的这种不同成效的原因。 一、改革前夕的社会基础 泰国日本的改革是有着相似的历史进程和动因的，改革前的两国同属于落后的封建专制的东方国家。从16世纪中叶开始，它们就先后与葡萄牙和荷兰殖民者打过交道，因为惧怕天主教会对本国文化的侵蚀，以及西方国家“……通过贸易或通过天主教传教士的阴谋而攫取政治上的支配权的一切危险”，[1](P15)从此，它们进入了长达二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时期。 泰国虽然曾先后与英美两国签订过贸易条约，但由于其统治者始终认为“西方的影响带来的危险，远比拒绝西方的要求招来的后果尤甚”，[2](P167)1855年3月27日，英国驻香港总督鲍林爵士率领英国使团，在军舰的护送下访问了泰国。在炮舰的威逼下，泰 国国王蒙固被迫同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鲍林条约》。日本早在1846年法国印度支那舰 队驶至长崎，要求提供燃料与淡水等物。[3](P15)而觊觎日本领土的俄国，成为“妨害 封建日本酣睡的一个最具有经常性的力量。”[1](P37)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 率领由四条“黑船”组成的舰队到达浦贺，要求日本开港。在优势的军事力量面前，日 本屈服了，被迫同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今后日本给予外国的一 切权益，也同样无条件地给予美国等等。[3](P16)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威胁，泰国和日 本的统治者为了抵御外敌的入侵，为了进一步加强国力，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决定 改变闭关锁国的传统政策，在国内逐步推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这就是著名的泰国拉 玛革新和日本明治维新。 首先就文化背景来讲。泰国主要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日本却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所以两国无论是在社会政经、教育，还是在国民素质、民族性格等各方面都不尽相同。泰国是一个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对于泰国来说，佛教既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又是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它对整个国家、社会一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泰国的寺院和僧侣的数量相当多，单就曼谷来说，到19世纪中叶，就有82座寺院，40万的居民中有上万人是僧侣，当时最大的寺院有僧侣五百到六百多人。[4](P79)小乘佛教主要宣扬“八正道”等教义，目的就在于把“试图用暴力改变现存制度是徒劳的这种思想深印在人们的意识里”，[4](P80)帮助封建国家控制民众，镇压人民的抵抗。所以就民族性来讲 ，泰国人往往安于现状，在日常的生活中缺乏集体精神和一定的组织纪律性。他们面对 改革热潮的到来，不是置若罔闻就是不知如何是好。泰国复杂的多民族因素，也给其改 革增加了许多难点。另外泰国的教育体制是将宗教、伦理与文化融于一体，从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水平，也影响了改革的成效。 佛教在日本同样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其影响远不能与儒家思想相提并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日本十分重视教育和集体原则。集体意识是日本民族力量的核心，日本改革的成功，很大原因在于日本人的这种意识。与泰国人相比，日本人是一个高度单一的民族，这为集体意识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日本儒教在吸取中国儒家思想的同时，形成自己的特色。第一，日本儒家比中国儒家更加重视现实，他们强调经世致用。第二，日本儒家对中国儒学中的“有德者王”，以及“放伐”，“革命”[5](P160)的思想逐渐淡化。第三，日本儒学更关注如何灵活应付时势的变动，而不拘泥于既定的循序原则。第四，日本儒学能够长期与佛教、神道教等其他思想共存，而不像中国儒学那样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以上所举的这些特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为明治维新的顺利进行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所以仅从文化背景上看，日本的改革就要比泰国便利得多，条件充足得多。但日本因地处海岛又是同一民族，促使形成了日本人的孤芳自赏、狭隘多疑、小心眼等的岛国心理。 其次从政经方面来看。与大多数封建国家不同的是，19世纪上半期泰国还存在奴隶这个社会阶层，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行政机关方面，国家设立了四个最高职位，由亲王们担任。国王是泰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封建国家的化身。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泰国权力的实际操纵者。国王掌握着正规军。分封土地等各项权力，“一切法律和命令出自国王”。[4](P65)因此，比起其他亚洲国家来说，泰国的封建基础要沉稳地多，在推行改革的时候，所遇的阻力也就更大。泰国的农业技术水平很低，土地耕作技术相当原始，生产力的发展往往要依靠劳动力的增加才能达到。泰国的商品生产微乎极微，而商人仅仅是“在封建主和市场之间的贸易业务中充当经纪人”[4](P156)这种商业活动往往出现“一切以黄金归根结底重新回到大官儿的手中而告终”[4](P156)的结局。到了拉玛五世登基时，泰国依旧处于十分落后的传统社会中。据西方学者描述，当时泰国没有一部固定的法典，新式的医院和学校，没有近代化的军队，根本没有海军，没有铁路、邮政、电报、几乎没有公路，甚至连债务奴隶制也还未完全取消。[6](P91)在这种社会基础上进行的改革，自然也就困难重重了。 日本门户开放后，农村出现了“自外国贸易兴，产业增进农民忙作业而国家亡乐逐减”[3](P65)的现象，破坏了传统的以小农为主体的自然经济。而在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又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大商人和大高利贷者的势力，使整个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动摇。德川幕府中后期，统治阶级日趋腐败。农民不仅要向封建领主缴纳“五公五民”，甚至“三公三民”的实物地租，还要承担各种名义的苛捐杂税，如场院税，住宅税，甚至连女儿长到一定年龄也要交税。[3](P6)广大农民到了无法生存的境地时，就纷纷发动起义反抗封建领主的残酷压榨。从1590—1867年间，日本的农民起义多达2809起，平均每年就有近10起。[3](P8)农民起义的浪潮一次比一次更为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基础，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德川幕府的统治。武士是幕府统治的基础，属于统治阶层。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武士的禄米往往被穷困的大名所裁减或停发，穷困潦倒使得他们的地位日趋没落。武士的反抗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封建统治基础的动摇，这说明德川幕府摇摇欲坠，不堪一击。自身的腐朽，农民的暴动，武士的反抗，再加上西方列强的入侵严重的内忧外患，使幕府成为众矢之的。各种反幕势力正在相互联合利用外来威胁，共同反对幕府的统治。“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伟大的变革正在日本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