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835(2004)03-0056-06 白银运动是发生在美国19世纪70年代初至19世纪末、以农场主为主体的、要求联邦政府增加货币供给以实现通货膨胀的一场广泛性群众运动。白银运动是19世纪后半叶美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它不仅直接导致了《金本位法》的确立，而且对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形成、新政时期的金融变革以及战后福利国家的货币政策取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要弄清白银运动的由来，必须对美国农场主的货币银行观作一历史透视。联邦政府建立之初，美国农场主曾经是硬币主义者，即货币紧缩主义者。他们反对发行任何形式的纸币，不管政府发行的信用货币，还是私人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他们坚持金银等硬通货为唯一的货币形式。他们甚至反对建立任何形式的银行，包括联邦银行(中央银行)和私人商业银行。在杰弗逊·杰克逊时代，就因为农场主的竭力反对，致使当时作为中央银行的美国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先后被迫关闭。这是因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的美国还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远离航道和市场的农场主，家庭生活必需品基本自给。杰弗逊1812年在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中曾说道，在他所生活的乡村，每个家庭就是一个作坊，用自己的原料和劳力制造自己衣着所用的毛料和日常家计所需。“估计一只羊就够全家穿衣”[1]。当时农场主只有少量剩余产品用于交换，所得货币用来纳税和购买其它所需商品。因此大部分农场主很少与遥远的市场联系，也不需要太多的货币。乡邻之间互相提供的劳务，往往以农产品或劳动力作为报酬。农场主之间的债务，即使以货币计算，一般也不用货币清帐，还债是通过进一步农产品和劳力交换进行，一般也不计算利息。当时，货币只是罕用的交换媒介，而不是积累的手段。因而，美国农场主不需要银行和纸币。他们的政治偶像杰弗逊就曾说过：美国是农业国，农民每年只收获一次，且大部分农产品自己消费，仅小部分用于交换，因而只需要少量货币便能满足交换的需要，没有必要建立银行和发行纸币；发行纸币只会导致货币贬值，只有金银才能保值。迟至1813年杰弗逊还认为，“事实上，一个年收入1万元的农民可以从他的商人那里得到所有的商品供给，而于年终向商人出售自己的产品而清帐，不需用1元现金”[2]。农场主不仅不需要，而且痛恨银行和纸币。这不仅是因为殖民地时期纸币和大陆券贬值的痛苦经历，更重要的是因为银行和纸币出现引起了利益格局的变化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破坏了他们理想的公正、公平社会。杰弗逊等人反复表达过这一思想。杰弗逊认为，建立银行和发行纸币会导致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和欺诈，银行一旦破产，就近的城市较容易获得保值的金银货币，而留给农民的是一堆废纸。故而，建立银行只能“使一群骗子发财，而牺牲诚实和勤劳的那部分人的利益”[2]。卡罗林的约翰·泰勒也曾于1794年说过，“再往好处看，银行也不过是强加在劳动者头上，要他们为流通媒介付出代价的一种欺诈”[1]。农场主有一个关于“财产”的朴素概念。他们认为只有土地、金银和直接从生产劳动中，尤其是从土地劳作中获得的财富才是“真实”的或“自然”的财产，而纸币、银行股票、债券等是“非自然”的、或“非真实”的财产。他们认为，这些陌生的、不可触摸的非真实财产，正成为一股异己的、十分活跃的力量，威胁和侵蚀他们的真实财产。银行家、股票证券投机商，不在土地上劳作，却占有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这些财富无非是通过投机、欺诈、滥发纸币和证券，从而窃取了农场主在土地上辛勤劳作的果实而来。如泰勒认为：“纸币银行体系完全是为了金融贵族利益而牺牲诚实和正直的农民的利益。只有维持私有财产的自然秩序，即确保每个劳动者享有他自己的劳动果实的秩序，消灭从事欺诈和掠夺的非自然秩序，即纸币银行体系，就能实现财富的广泛分配，就能维持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3] 美国历史上的农场主还信奉斯密式的自由放任主义。他们反对联邦政府扩大经济职能。他们认为联邦政府干预经济越多，给予富人的特权就越多；联邦政府管得越少，则“非自然”的干扰就越少，就可避免“非自然”的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他们相信，只要保持“事物的自然秩序”，社会财富就会大致平均地分配。[4]他们尤其反对联邦政府给予私人经营银行特许权。这在他们看来，这是私人银行谋取了不正当的官方支持，僭取了不应有的垄断持权，是货币利益集权与政府的勾结，是私人利益对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控制。“普通人”的领袖杰克逊总统在反对给予美国第二银行新的特许的否决咨文中的一段话很具有代表性。他说，“富人和强者往往过于使我们的政府服从于他们自私的目的。……当法律在这些自然的和公正的利益之上加上非自然的社会差别，给予……特权，使富者更富，有力量的更强大，社会的下层——农民、技匠、劳动者……，就有权抱怨政府的不公正。”“如果政府限于平等保护，像上苍下雨一样，对地位高的人和地位低的人，富人和穷人，普降甘霖，这将绝对是一大幸事。”[5] 综上所述，可见美国早期农场主主张：金银等硬通货作为唯一货币形式，以防止通货膨胀；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干预经济就意味着保护少数人的特权，而不干预就是对以农场主为主体的弱势群体的“平等保护”。 二 但是到19世纪下半叶，美国农场主的具体诉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不再是硬币主义者，转而要求发行更多纸币，不再是货币紧缩主义者，转而要求通货膨胀；美国农场主也不再坚持自由放任主义，相反呼吁联邦政府干预，以保护在市场价格机制作用下日益入不敷出的农人群体。这一转变源自美国农业与农民处境的深刻变化。19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除个别偏远地区外，自给自足农业已随着农业商品化浪潮消失了。国内工业的兴起为农业提供了市场。与此同时，国外也愈来愈多地需要美国的农产品。开始是棉花，然后是粮食。公路、运河和铁路网将种植园主和美国西部农场主与新的市场联系在一起。而东部农场主则由于西部的竞争，更进一步彻底开发城市市场。随着西进运动的推进，来到广阔、肥沃土地上的农场主发现利用机器耕作的价值。他们很快用上了马拉的机械、收割机、铁犁、辗谷机和脱粒机。农场主不再仅仅种植和制造自己的生活必需品，他们开始集中精力从事商品生产，越来越多地从乡村商店里购买生活资料。他们尽量利用机器优势，尽可能多地占有土地，并通过借款实现最大限度的机械化。原本自给自足的农民，现在不得不经常与雇工、银行、商店、掮客、马匹和机械打交道了。那种农民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生活资料的自给自足的旧传统已成为历史。正如《草原农场主》杂志于1868年所说，原来不那么需要钱的农民突然发现他们是那么前所未有地需要钱，需要更多的钱。他们不得不放弃杰弗逊曾经说过的一只羊可供五口之家穿衣的古老的农民理想，不得不适应工业革命打造的新世界，否则不能得到农业生产必需的资本设备。收割机和其它农业机械必须用钱购买，要购买就要现金和信贷。布和工具不再是在农场作坊制造，购买它也需要用钱。在新的农业经济中，如果不借助于机器设备，信贷和现金，就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去。而这些东西是传统农业所不需要的[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