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随着原子武器的研制成功和实战使用，杜鲁门政府力图利 用原子弹的军事价值和商业价值为美国的对外战略服务，形成了对战后世界格局影响深 远“原子外交”。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直是西方学者抱有浓厚兴趣、经久不衰的研究 课题，有关资料和学术论著浩如烟海，不胜枚举。其中，美国学者因其便利的研究条件 所取得的成果最为显著。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就美国史学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择要 作一评述。 一 杜鲁门继任总统后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是1945年8月使用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这 在当时是没有异议的。为了减少美军士兵的伤亡，使用原子弹结束战争是正当的，是杜 鲁门政府实施太平洋战略的应有之意。据官方估计，如完成登陆日本本土的作战行动， 造成的伤亡人数会多达6万人，在战后初期的估计中，这一数字又不断增加，由15万到5 0万，甚至更多。不论估计的数字是否准确，大部分美国人相信如果不动用原子弹，将 会使美国付出巨大的代价；原子弹消除了进攻日本本土的必要性，加快了结束战争的进 程，并拯救了一大批美国士兵的生命。参与使用原子弹决策的前政府官员和大部分学者 坚持这种观点，如杜鲁门、史汀生、贝尔纳斯、麦乔治·邦迪、塞缪尔·E·莫里森等 。仅有少数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如威廉·W·威廉斯、D.F.弗莱明等人认为，原子弹对于 迅速结束对日战争并没有起实质性的作用，在做出使用它的决策时，政治方面的考虑显 然要多于军事方面的考虑[1](pp.97～114)。 但是，不久历史学家们就提出了疑问：对于结束战争，原子弹的使用真的有必要吗?是 否有其他的替代方案?或者使用原子弹是否至少部分地影响了未来的美苏关系?是否像斯 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向杜鲁门透漏得那样，日本人于1945年夏天向莫斯科发出求和的信 息?斯大林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所做的苏联将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承诺，能够足以迫 使日本投降吗? 1946年美国所做的一项战略轰炸调查说明，到1944年底和1945年初，日本经济已陷入 崩溃的境地，军事力量也受到极大的削弱，政府内部的分歧加深，出现了求和派。在这 种情况下，即使没有原子弹，日本投降也已有了极大的可能。基于这些发现，有些历史 学家断言，如果美国修改它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允许日本保留天皇制度的话，外交手 段即可结束战争而毋需使用原子弹。但其他学者注意到，这项调查是在战争结束之后进 行的，而战争期间领导人的决策是在信息相当闭塞的情况下做出的，因而不同意上述说 法。 关于杜鲁门使用原子弹的动机，更是众说纷纭。这一决定是否就像杜鲁门所表述的那 样，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和使美军损失最小化?抑或是这一决定受到了种族偏见的影响 ，意在报复日本人，以洗雪珍珠港事件带给美国的耻辱?和苏联的关系怎样影响了这一 政策的制订?1965年，美国学者加尔·阿尔普罗维茨发表《原子外交》一书，向上述主 流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他力图证明，杜鲁门总统及其顾问们把原子弹当作一个用来 挫败苏联在东欧和亚洲野心的外交砝码。杜鲁门在入主白宫不久，就推翻了罗斯福的和 苏联合作的既定政策，谴责苏联在波兰的行动；他采取了一种“拖延摊牌的战略”以避 免和苏联的对抗。杜鲁门将波茨坦会议召开日期推迟到原子弹试验之时，是别有用心的 。如果它试验成功的话，原子弹在外交上将不仅能够起到加强美国反对苏联在东欧政策 的作用，而且会在苏联参战和控制中国东北地区前结束对日战争。美国决定使用原子弹 的基本动机不是减少美军的损失和击败日本，而是阻止苏联的参战，从而避免苏联在远 东扩展其势力。同时借此向苏联显示原子弹的巨大威力，来迫使苏联在战后一些国际问 题上做出让步，原子弹为杜鲁门提供了他需要改变罗斯福对苏合作政策和迫使苏默许美 国关于中、东欧计划的有力武器。以后，阿尔普罗维茨又利用新披露的材料，在该书的 修订本和其他著述中进一步论述了这种观点[2]。 阿尔普罗维茨的修正派史学在美国学术界立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他的观点遭到不少 人的批评和诘难。B.J.伯恩斯坦称《原子外交》一书的观点是“貌似有理，过于夸大和 经不住推敲的”；罗伯特·麦德克斯则批评该书作者对史实“作了严重歪曲和误解”； 路易斯·莫顿对此也表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3]。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中，赫伯特·菲斯的成果引人注目。他的权 威性解释源于他对大量的原始资料的鉴别和分析。菲斯明确指出，对于迫使日本接受美 国的条件，“在几个月内投降”，使用原子弹是不必要的。即便没有原子弹、苏联参战 或者进攻日本本土，战争也将会在1945年底结束。但是菲斯又认为，即使原子弹是不必 要的，使用它仍是正当的。美国的决策者确信投掷原子弹“或许会保全数以万计”的美 国士兵的生命。尽快结束战争，是使用原子弹最急迫的理由[4]。 到70年代中期，借助于已公开的关键性原始档案，又有几部重要的著作问世，使阿尔 普罗维茨的某些观点打了折扣，但某些观点又得到进一步的证实。罗斯不同意阿尔普罗 维茨对杜鲁门政府的指责，他认为杜鲁门并没有采取一种推迟波茨坦会议的“拖延战略 ”，以期望在会议期间能够进行原子弹的试验。他否认美国出于政治的原因，在波茨坦 会议和轰炸广岛时施展了任何形式的原子外交。尽管罗斯总体上同情杜鲁门在当时的处 境，但是，他又谴责杜鲁门政府在战后利用原子垄断的优势，从苏联那里获取外交上的 利益。而且，他毫不客气地抨击毁灭广岛和长崎的原子轰炸是“邪恶的行为”[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