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93.2；D8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697(2004)01-008 6-05 国民党政治体制的源流是多方面的，有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继承，也有西方民主 政体形式的某些模仿，亦有苏联布尔什维主义党政合一经验的吸取。这些因素以哪方面 因素为主导?这不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不想也没有必要在此详加讨论。但笔者认为，苏 联因素毫无疑问是国民党政治体制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可长期以来，无论是台湾还是 大陆官方及学术界，都很少提及或认真研究苏联政体模式与国民党政治体制形成和发展 的关系。到现今，历史已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台湾，国民党党治国家的体制早已不 复存在；在大陆，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也正在扬弃之中。应该是学术界客观和实事求是 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本文试图对此作初步探讨，谬误之处，请有关专家予以指正 。 一、苏联因素影响国民党政治体制的途径 苏联政体某些因素能移植国民党政权从根本上来说，有赖于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指 导思想与决策。而移植的途径，概括起来无外乎是两条，即“请进来”教和“走出去” 学。 1、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共党员对国民党政治体制的构建与改造 苏联和共产国际促成了国共合作，不但中共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国民党的性质和成分；而且从苏联请来了大批优秀政治家和军人，在国民党及 南方国民政府和军队中充当顾问或“国际代表”[1]——就是他们，以苏联模式为蓝本 ，改造和重新构建了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其中最活跃、权力最大、这方面贡献也最大的 ，就是大革命时期苏联派驻孙中山南方国民政府总政治顾问鲍罗廷。他到广东后不久就 有人称：“苏联的影响已经悄悄地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甚至政治军事机器中最小的齿轮 ”。[2] 鲍罗廷最初是被孙中山委以“国民党组织教练员”而出现在广州的，以后又被聘为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等高层机构的顾问 或总顾问。并且有职有权，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如孙中山北上时曾指示蒋介石等人说： “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样”；[3](p76)后 来蒋介石也曾公开表示：“总理死了，还有鲍顾问领导我们”；[3](p250)在革命委员 会，若会长孙中山缺席，则规定顾问鲍罗廷有表决权。[3](p297)鲍罗廷是国民党改组 的主要策划者和指导者之一，在他的主持下，先后制定了国民党改组的纲领草案和国民 党“一大”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其中改组的纲领草案由鲍罗廷亲自起草，然后由瞿秋白 译成中文，经廖仲恺、瞿秋白、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讨论后，再译成俄文交鲍罗廷研究 。[3](p295)鲍罗廷还具体规划大会的组织工作，参与并监督会员的选定等，最后终于 排除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破坏和干扰，较好地改组了国民党；并为以后国民党政权的“ 党治国家”或党政不分的政体形式奠定了基础。 在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的指导和帮助下，按苏联红军的模式，加强了国民政府军队的 政治教育和革命化建设。许多苏联军事顾问积极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建校工作，尽力向军 校的教官和学员传授自己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积累的政治工作经验；1925年底中共 党员还特别尖锐地提出了黄埔军校开设政治课的问题，中共委托军校的政治干部和中共 广东省委研究制定出政治课的教学大纲及原则，积极参加这个教学大纲和原则制定的有 周恩来和拉兹冈、切列潘诺夫等苏联顾问，并得到国民党左派将领邓演达将军的有力支 持。[4]也是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制，首先在黄埔军校建立了党代 表制。这样，“黄埔军”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党军”，就成为当时广州政府唯一 可靠的军事支柱。以后，随着形势的成熟和发展，改组那些名义上集合在国民政府旗帜 下，但各行其事的广东境内各派大小军阀的部队，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整个南方国民政 府军队的改组，是在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倡议组成了 军事委员会。1925年6月25日至7月5日，军委会召开了七次会议讨论有关军队改组问题 。加伦在这些会上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军队改编方案，供大家讨论并获得了通过。[5]( p35)接着，加伦又与那些视军队如命根，借军队以营私的军队首领们就编制问题进行了 一系列的谈判。[5](p205-211)最后终于排除了各种障碍和阻挠，将以前互不统辖的各 路军队，改编为一支统一的革命正规化部队——国民革命军。与此同时，隶属于加伦的 一个政治委员会又制定了《军队党代表条例》，党代表制推行到全军，加强了军队的政 治建设。 2、蒋氏父子等国民党政要在苏联考察、学习后认同和模仿苏联体制 俄国十月革命不仅极大影响了许多后来成为中共早期党员的左翼知识分子，而且在不 同程度上改变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些军人和政客的思想和观念，从而产生强烈向苏联 学习的愿望。当然，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孙中山；只是孙中山主要是通过上面那种 途径接受苏联影响的。 1919年4月，北京《晨报》连载介绍苏俄的文章，在谈到苏俄的行政体系时就表示很感 兴趣，认为它“很近我们的理想”，应“细细加以考究”。[6]1923年9月2日，蒋介石 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在苏联历时3个月的访问，主要是考察苏联党务 和军事，并请求共同商讨中国作战方案及请求苏方派人到华南，仿照红军编练中国军队 等。关于这次考察经历，蒋介石回国后曾写过一份“报告书”，并向孙中山面陈过国共 合作的意见。但是不仅这份“报告书”从此无人知晓；[7](p72)而且在蒋介石后来诸如 《苏俄在中国》等个人著述或回忆中，似乎此次苏联之行给他留下的尽是对苏联的疑虑 、不满和失望。[8]实际上这与他同期大量的亲苏言行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如朱亮基1 927年2月编辑出版的《蒋介石言论集》，是目前所能见到的为数不多的“原汁原味”的 蒋介石早期文集之一，其中就记录了不少这方面的言论。[9]正是蒋氏当时“与时俱进 ”，有了苏联之行的政治资本，从而能平步青云，在国民党内和军队中的地位日高，权 力益大。如果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像蒋介石这样的大批国民党政要思想观念上的默认，苏 联党治国家那套政治体系是很难在中国生根的。正如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所肯定的：“经过一番切实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共产党森严的纪律，遂为日后回国 改组本党创建党军之一大动机”(可见1926年3月7日第5期《政治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