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4)02-0085-04 任何社会都是在改革中得以前进和发展的，这是历史的规律。但改革成效如何则取决 于改革派力量之强弱和统治制度所能提供的空间之大小。近代晚期俄国改革频繁，然而 ，其成效却是由大而小，呈现出拾级而下的局面。本文拟对近代晚期俄国三次改革略作 论述，并探索个中原因。 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开辟现代化之路 19世纪50年代，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惨遭失败，沙皇尼古拉一世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 而服毒自杀。临危受命登上沙皇宝座的亚历山大二世接受的是一个烂摊子：战争带来的 耻辱与灾难使俄国人群情激愤，农民骚乱接连不断，自由主义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沙 皇政权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从表面上来看，俄国之所以在战争中失败，是因为：技 术落后于英、法；军队缺乏训练；外交和军事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但实际上，内在的 原因比这些要深刻、复杂得多。社会上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了这些原因，在克里木战 争期间参与了所有国家事务的新沙皇更是越来越明白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农奴制度的腐 朽和落后。痛定思痛，亚历山大二世意识到，当务之急是要顺应潮流，立即采取措施， 废除农奴制。 基于维护沙皇专制统治和稳定全国政局之需要，亚历山大二世认为，废除农奴制的问 题，“从上面解决要比从下面来解决要好得多”[1](P59)。于是他努力地将废除农奴制 的改革付诸实施。然而，阻力是巨大的。初期，他的讲话和等待，内务部官员和各省首 席贵族的谈判，均无结果。另据托尔斯泰的调查，“19世纪50年代中期十分之九的俄国 地主反对取消农奴制”[1](P61)。 亚历山大二世冲破重重阻力，于1861年3月3日最终颁布了解放农民的法令(即《2月19 日法令》)。宣布了农民的人身自由。地主再也不能将农奴像物品一样出卖、典押、交 换、赠送了，地主不能禁止农民结婚，也不能干涉农民的家庭生活。农民得到了用自己 的名字订立契约、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拥有动产和不动产，用自己的名字进行诉讼等权 力，农民还取得了脱离农奴地位，成为小市民或者商人的权利。 宣布取消农奴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具有历 史意义的事件的结果，而仅仅是开始。此后，乘着改革的巨大惯性，在亚历山大二世的 主持下，又进行了涉及内容广泛的一系列改革。 在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就任命Д.А.米留金为陆军部长，着手军事改革。米留金借鉴欧洲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在和平时期大量裁军，并建立训练有素的后备军；以普遍义务兵役制取代彼得一世以来的税民兵役制，规定20岁以上的“男性居民，不分财产情况，均应服兵役”[2](P456)。同时又规定，“如果是家中的独生子，或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则可免除兵役”[3](P135)。 1862年，亚历山大二世任命А.Н.戈洛夫宁为教育部长主持教育改革。1863年颁布的 《大学章程》授予大学以广泛的自治权。根据章程，校务会议有权独立解决科研、教学 、行政经费问题。大学实行校长、副校长、系主任、教授选举制。此外，还普及乡村初 级学校，政府提倡社会机构和个人办学，建立教师进修制度，组织识字委员会，成立师 范协会，开办女子中学，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等。 根据1864年11月颁布的《司法条例》，新的法庭建立在资产阶级法律的基础上，即不 论哪一阶层的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强调法庭的公开性和独立性，司法权与行政权 相分离，法官独立于政府且终身任职，实行被告与原告方的辩论制。媒体可以刊登有关 社会感兴趣的案件审理情况。改革以前，法庭都是秘密审理案件，诉讼过程拖沓，没有 辩护律师，也没有当事人出席审判。 农奴制的废除，使贵族中的自由派“非常明确地表示了要通过代议制机关来限制专制 政权的愿望”[4](P18)。同时，为了给失去对农民控制权而造成一种失落感的贵族以安 慰，亚历山大二世政府又设立了地方自治机构。根据1864年《省、县地方自治机构条例 》，在全国设置省、县地方自治局和自治局代表会议。代表会议三年一选，每年召开一 次。自治局的常设机关为行政委员会，负责贯彻执行自治局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处理日常 事务。地方自治局的建立表明，农奴制专制国家制度中的封建等级制度开始让位于带有 资产阶级性质的民选制度。尽管这种民选制只限于地方自治机关而不是国家政权机关， 而且权力有限，但它毕竟是对君主专制的俄国政治制度的有力冲击。所以列宁说：“地 方自治局是立宪制的一小块。”[5](P59) 城市也建立了自治机构。按照1864年制订、1870年最终经亚历山大二世批准生效的《 城市条例》，在城市中建立无等级的自治机关——城市杜马。城市杜马的执行机关是由 市长和2～6名成员组成的市执行局。市长是城市杜马和市执行局的主席。城市杜马代表 的选举按财产资格进行，每四年选举一次。凡纳市税的人一律参加代表的选举。尽管城 市自治机关的权限和地方自治机关一样，完全在纯经济方面，但作为选举基础的财产资 格使新兴资产阶级在城市杜马中占有优势地位，他们对城市的管理和发展得以施加其重 要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而系统。它大大地加速了俄国社会 经济的发展，开辟了俄国现代化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