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4)02-0091-04 日本奈良时代(710—794年)，举国上下追慕唐风，朝士和僧侣中不乏吟诗属文的好手 ，其中淡海三船与石上宅嗣并称“文人之首”[1]，诗文尤受时人推崇。 淡海三船(722—785年)，俗称三船王(或“御船王”)，多自署淡三船；出家改名元开 ，后奉敕还俗，赐姓真人。因著《唐大和上东征传》(鉴真传记)而闻名遐迩，然而有关 他与唐朝僧俗的诗文交谊，却未必广为人知。 本文利用近年在日本发现的《淡海居士传》佚文，廓清传主师从唐僧道璇、鉴真的史 事，考释淡海三船与唐人祐觉、丘丹隔海唱和的经纬，从中钩沉出唐代中日交往的珍贵史料，包括《全唐诗》等未收的唐人佚诗2首。 一、淡海三船传略 淡海三船出自皇裔，其父池边王，系大友皇子孙、葛野王子，具有天智天皇一族的血 统。少年时投入道璇(702—785年)门下，后又服膺鉴真为师，在渡日唐僧的亲炙之下， 不仅深谙佛理，而且兼通儒学，诗文更是独步当代。大概因为沉湎于学问，似乎缺乏能 吏的才干，仕途不算顺畅。延历四年(785)七月十七日，在“刑部卿从四位下兼因幡守 ”任上去世，享年64岁。《续日本纪》卷第三十八载《卒传》云： 刑部卿从四位下兼因幡守淡海真人三船卒。三船，大友亲王之曾孙也。祖葛野王正四 位上式部卿，父池边王从五位上内匠头。三船，性聪敏，涉览群书，尤好笔札。宝字元 年，赐姓淡海真人，起家拜式部少丞。累迁，宝字中，授从五位下，历式部少辅、参河 ·美作守。八年，被充造池使，往近江国修造陂池。时，惠美仲麻吕道自宇治，走据近 江，先遣使者，调发兵马。三船在势多，与使判官佐伯宿祢伊达等，率数百骑而至，烧 断势多桥。以故贼不得渡江，奔高岛郡。以功授正五位上勋三等，除近江介。迁中务大 辅兼侍从，寻补东山道巡察使，出而采访，事毕复奏，升降不慥，颇乖朝旨。有敕谴 责之，出为大宰少贰，迁刑部大辅，历大判事、大学头兼文章博士。宝龟末，授从四位 下，拜刑部卿兼因幡守。卒时年六十四。 通观淡海三船一生的仕途，既不乏机遇，又时遭挫折。可谓几番沉浮，命运多舛。以 学者而论，大学头、文章博士已臻巅峰；就仕途来说，从四位下、因幡守非属一流。 我们先看挫折。第一次是天平胜宝八年(756)遭卫士府禁锢，《续日本纪》把原因归咎 于“诽谤朝廷，无人臣之礼”，可见淡海三船不是阿谀奉承之辈，当是性情刚直之士。 第二次是神护景云元年(767)贬为大宰大贰，《续日本纪》说他因“独断”而被革去巡 察使之职，或许说明他毕竟还是书生，不善处理官场复杂的人际关系。 接着再看机遇。首先是天平胜宝三年(751)的赐姓，《续日本纪》同年正月二十七日条 云：“赐无位御船王姓淡海真人。”淡海三船为何从“无位”而获赐姓封官?正史没有 明言，其实时逢佳机，这个问题放在下节探讨。其次是天平宝字八年(764)授正五位上 勋三等，这是因为同年(764)惠美押胜发动兵变，淡海三船平叛有功，遂得授勋晋位， 并迁中务大辅兼侍从，成为天皇身边的亲信。 淡海三船能在跌倒后东山再起，与他杰出的文才有关。《续日本纪》天应元年(781)六 月二十四日条云：“自宝字后，宅嗣及淡海真人三船为文人之首。”从天平宝字二年(7 58)到天平宝字九年(765)，淡海三船的官位累年迁升，正与“文人之首”之名声日盛相 符，加上平叛惠美押胜兵变立下军功，因此贬为大宰大不过数年，一跃升为大学头兼文 章博士，成为奈良学坛的最高权威。 正史的淡海三船传记，偏重其仕途沉浮，而与官场无涉的事迹，大多略而不述。因此 ，仅凭《续日本纪》的相关记录，无法窥视淡海三船之全貌。值得庆幸的是，随鉴真东 渡的唐僧思托所撰的《延历僧录》中，存有《淡海居士传》1篇，包含许多正史未载的 珍贵史料，据此可以了解到中日交往的一些细节。 二、《日本高僧传要文抄》 天台僧思托是鉴真的弟子，天平胜宝五年(753)随师渡日，延历七年(788)撰《延历僧 录》，是为日本僧传之嚆矢。此书早已失传，逸文散见诸书，据近年后藤昭雄教授发现 的《龙论钞》所引逸文，可知原书厘为5卷，共载142人传记，其中以下32人的传记有逸 文可考[2]。 第一卷：鉴真、道璇、思托、荣睿、普照、隆尊(共7人，今存6人)； 第二卷：圣德太子、天智天皇、圣武天皇、光明皇后、桓武天皇、乙牟漏皇后、文屋 净三(共10人，今存7人)； 第三卷：共23人，包括仁干、智光、光仁等，传记无存； 第四卷：共58人，包括贤璟、平备、行表等，传记无存； 第五卷：(沙门)庆俊、戒明、明一、神睿、慈训、弘耀、惠忠；(居士)藤原良继、藤 原不比等、藤原继绳、藤原鱼名、藤原种继、石上宅嗣、佐伯今毛人、石川恒守、淡海 三船、中臣镰子、大中臣诸鱼、穗积加古(共沙门14人、居士30人，今存沙门7人、居士 12人)。 《延历僧录》虽名“僧传”，其实立传不限于僧侣，涉及帝王、皇后、官吏、居士等 ，可以看做是一部奈良时代文化人士的传记总集，在日本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此书 还因为保留许多中日交往的珍贵史料，包括渡日唐人(鉴真、道璇、思托)的传记，可补 中日史书之不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