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径集》(中华书局2002年9月第1版)是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新近出版的一部学术文 集，这是学界中人盼望已久的书。本书的编纂与出版，劳苦功高，为吾等后学提供了很 大的阅读与学习的便利。《探径集》不仅反映了杨先生这位美国史元老的学术足迹，而 且还体现了杨先生精益求精的学术风范、独有魅力的道德文章。 (一) 人们常常用“学富五车、著作等身”来形容一个学者的造诣与写作成就。就数量而言 ，杨先生也许算不上“著作等身”，除了合著《美国黑人解放斗争简介》(人民出版社) 、主编《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 (商务印书馆)和《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与刘绪贻教授共同主编6卷本《美 国通史》(人民出版社)、与李春辉教授合作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与 陆镜生教授合著《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张芝联教授等共同主编《世 界通史(近代部分)》(人民出版社)等以外，这部《探径集》是杨先生本人主要的学术代 表作。作者谦虚地说，“这本集子主要选收了美国史学史、美国外交史和有关历史研究 和教学的文章。这都是在莽莽史林中，循着小径，探索前进的足迹。”(《探径集·前 言》第1页) 不过，谁也不能否认杨先生确实是“学富五车”的大家名师。本来，作为一个历史学 者，文章不应在数量多少，而关键是在质量。因为只有名副其实的学术精品才能经得起 时间和实践的考验，才能奠定一个学者的学术地位。在这一方面，杨先生是很明智的。 在论述班克罗夫特、特纳、亨利·亚当斯、威廉斯、布尔斯廷五位美国史学家的历史定 位时指出：“这五位史学家的学术地位也不宜以其学术著作的数量来衡量。他们中有的 人写断代史，有的写通史，有的写卷轶浩繁的巨著，有的只发表精悍的论文。其中一锤 定音的史学业绩不在于著作数量和长短，而在于能有发人情愫、动人心弦的观点和思路 ，并为社会提供具有教益的宏论要旨。”(《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兼释“鉴别 吸收”和“学以致用”》，第3页)联系到我国目前人文社科学术管理中盛行的量化风流 弊，再看看许多学者“以量取胜”的战略战术，杨先生之惜墨如金、精益求精，尤其值 得我们这些后来人深思、师法。 本书充分反映了杨先生在美国史学史、外交史、黑人史等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地位。论 特纳、威廉斯、班克罗夫特的史学及论林肯与黑人的“解放”、美国外交政策的宏观分 析框架等，可谓呕心沥血之作。其中《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 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林肯与黑人奴隶的“解放”》、《美 国外交政策史三论》，无论是选题立意、谋篇布局，还是观点阐说、资料收集，都是别 具一格的，特别是这些作品以充分的前人及当今相关学术文献为基础，竭泽而渔，注释 详备，既融会贯通，又推陈出新，其学术视野之宏大、论证之完备及文字之确当，有口 皆碑，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国人治世界史的典范之作。 在老一辈美国史学者中，除了专题研究外，杨生茂先生可能是最关心史学研究的理论 与方法的，并写作《博与约的关系及其他——关于美国史研究的几点想法》、《读书、 思考、对话与创新——关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体会》等专文，对史与论、博与约等众说 纷纭、一再困扰学子的难题，杨先生苦口婆心，如今读之思之，常有茅塞顿开、点石成 金之效。比如，关于史与论的关系，杨先生有自己的辨证认识，“写史应当有论，当然 论须依据史实。史学家[的]主要责任是以古悟今，启迪当代人和未来人。在研究中，首 先必须知晓通史。专而不通，必然目无全牛，失于偏颇。学美国史，首先应当学习美国 通史。近年学子往往过于重专，自封眼界。当然通而不专，也会导致散漫无章，但二者 相比，通还是根本。”(《探径集·前言》，第2页)再如，对于博与约、通与专的辨证 关系，杨先生有精到分析：“约与专是建立在博与通的基础之上的。若无博与通，则无 从谈约与专，如建筑高楼大厦，必须有广阔坚实的基础。博而不约，通而不专，则散漫 无章，不足以成材……反之，则易陷入坐井观天的困境。可惜当今研究风气中太重约而 专，而忽视博与通了，太急功近利，视野狭窄了。尤其在跨学科研究日益发达的情况下 ，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显得更重要了。”(《学史杂拾》，第267页)“就目前研究生来 说，更应重视博的问题。……研究生不能目无全牛，不能见木不见林，不能在三年学习 过程中只为一篇论文而奋斗。知识要广些，更广些，基础知识要扎实些，更扎实些。” (《博与约的关系及其他》，第270页)“从目前实际情况看，通才实在太少了。目前普 遍存在的问题还不是太博，而是太约，宏观研究不够。博览才能精思。”因此，要建立 合理的知识结构，在博的基础上求约，在通的基础上求专。“我们不但要通古今，还须 通中外。不然，就无法从纵横关系比较历史，也不能估计某一事件或人物在总的历史进 程中应占有的地位，更无从正确判断和反思我国历史现象的涵义，以及我国文化传统的 价值。”(同上，第270页)积半个多世纪的治学之经验，杨先生告诫说，“在科研事业 中，目标应当高远一些，但在具体实践中，则应切合实际，循序而进。目标狭隘，则易 限制视野；泛论原则，又易流于急功近利，终归一事难成。”(《美国外交政策史三论 》，第173页)至于治史者，应有其学术伦理之底线，“史学家发挥史学效应，主要依靠 一只笔和一张嘴。写得或说得比较准确些，首先就得承认事物分析中的相对性，不让主 观随意性摆布。不说过分之话，不为哗众之文。这不仅是为史之戒律，而且是史家必备 之道德。”(《学史杂拾》，第266—267页)对于美国学者撰写的美国史著作，杨先生主 张要一分为二，读进去，再跳出来，“我们不能故步自封，不可不读美国学者撰写的书 ，应当从他们的著作中鉴别、筛选和吸收有价值的观点、资料和方法论。但要了解和研 究美国外交史作为参考书，绝不应作为惟一的教科书。美国学者有他们的利益观和审视 问题的角度，所言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片面的成分，有的甚至是极端反动的。如果囿于 他们的利益观和片面见地，而不写出我们对美国外交史的看法以帮助读者尤其是青年读 者去提高识别水平，其危害性真不知伊于胡底。”(《关于撰写<美国外交史>的几个问 题》，第1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