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9.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432(2003)06-0072-0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实行“一边倒”外交，与苏联建立了友好同盟关 系。中苏关系经历了50年代的“蜜月”时期，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两党两国关系开始恶 化，60年代末，双方在边界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完全破裂。中苏 两国关系的变化，对中苏两国和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开始寻找导致这两 个友好兄弟盟国反目成仇的原因。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当年一些档案的解秘，使这一问 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全面。本文就我国学者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 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国家利益冲突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中苏关系包括两层关系，一是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二是作为两个大国，即中国与苏 联之间的相互关系。战后，苏联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总是以老大哥自居 ，不断表现出其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作风，这不仅损害了兄弟党和国家的利益，而且 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所以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与国家利益 冲突，是影响中苏关系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不同的学者，分析问题的角度或侧重点不同 。 不少学者认为苏联单方面的对华方针和政策，即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其对中国国 家利益的损害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或关键因素。孙泽学、唐年薪认为“苏联 的大国大党主义与中国追求平等的冲突是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1]刘克明通过分析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关于中长铁路、中苏合营公司等内容的规定和赫鲁晓夫时 期关于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等问题后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分裂，可以从各个方面 去探寻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2]1997年10月，曾经 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翻译的阎明复在出席当代中国研究所等机构 共同发起的“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说“中苏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 赫鲁晓夫奉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它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民族利益。”[3] 李捷则认为苏联的大国主义作风及其对中国利益的损害，是中苏关系恶化“最为关键 的因素”。[4] 孙其明认为，“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认为像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补充协定的谈判、签订过程及有关内容，中苏关于建立 “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争论，苏联对中国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恶劣做法，都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最终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5] 沈志华认为：“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 某种结构性失衡”。[6]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范式，是基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 关系的领导与被领导的范式，进而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国之间打上了领导与被领导的 烙印。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 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50年代后期在中苏军事领域的合作中，尽管苏联人 没有任何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但他们在言语和行动中不断流露出的高高在上的领导者 的心态，不仅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也使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已大大提高的中国和中 国军人无法忍受。所以，中苏最终未能实现军事合作的根源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 系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它们之间的 同盟关系便会出现动荡，合作也就无法维持下去。 李宝俊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利益的关系，损害了这种利益也就破坏了双方的关 系。从50年代末期苏联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到60年代末在边界上派驻重兵，对中国 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苏联首先是损坏中国的国家安全 利益，同时也损坏了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从而导致国家关系的全面破裂。”[7]叶自 成则说，引起中苏关系不和的因素有三：历史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国家利益冲突，其 中，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最重要的因素。[8]戴超武根据近年来陆续出版 和解密的中国和苏联方面的相关文献档案，研究了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对中苏关系的影 响，也认为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且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 关系的破裂是一个互动过程。[9] 但骆晓会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不是国家利益冲突，“过分强调国家利益对 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认为“斯大林时期比赫鲁晓夫时期对中国 国家利益损害更大”，中苏国家关系反比这一时期好；中苏关于“共同舰队”和“长波 电台”争论的结果，是毛泽东用虚幻的主权损害替代了实在的国家利益损失。说“1969 年以前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方针和原则，往往未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国际主义 高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重于国家利益。因此中苏关系恶化的首要因素为国家利益之说 不能成立。”[10] 二 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意识形态因素对现代各国的外交关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政策的 倾向性非常明显，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成为中苏结盟的纽带；而五、六十年代中 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如何评价斯大林，怎样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 ，怎样估计革命与战争的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样对中苏同盟的破裂起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