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03)05-0114-04 1965年4至6月，法国与其他成员国及欧共体委员会在农业和共同体超国家组织的扩权 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德、意等成员国及委员会主张应将农业与超国家组织的扩权 问题视为一揽子计划同时予以解决，法国坚持只解决农业问题，反对委员会的扩权建议 。由于对立的双方互不妥协，法国于7月上旬召回了其在共同体常设代表委员会的代表 ，全面实施缺席抵制政策，从而引发了持续达半年之久的“空椅危机”(Empty Chair Crisis)。一般认为，“空椅危机”起因于共同体成员国在农业问题上的分歧[1](P568) 。尽管农业问题与危机始终交织在一起，但它实际发端于无果而终的“福歇计划”，本 质上是共同体内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正面交锋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来看，“福歇 计划”的提出与搁浅、英国第一次入盟申请的否决都是“空椅危机”无法分割的组成部 分，而委员会1965年3月扩大共同体超国家组织权力的建议则加速了危机发展的实际进 程。 一、“空椅危机”根源于两种欧洲观的直接冲突，发端于无果而终的“福歇计划” 长期以来，在欧洲联合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联邦道路与邦联道路的争论。由于西欧地 区小国林立，利益与矛盾错综复杂，联邦与邦联主义者的努力均未收到实质性的效果。 经过二战的血雨腥风，西欧人在联合的问题上变得更为务实，但有关一体化的道路之争 并未因此而停息。部分人主张欧洲应走超国家主义道路，通过职能化的途径逐步建立起 具有联邦制国家性质的政治共同体。另一些人则坚持政府间主义道路，认为应通过主权 国家间的密切合作推动欧洲的复兴。 《罗马条约》的签订可谓是超国家主义的一次巨大胜利，但条约本身所蕴涵的不确定 性却使两大主张间的斗争日趋激烈。《罗马条约》没有明确规定要将共同体建设成具有 联邦制国家特性的实体权利机构，但却赋予共同体以巨大的权力。条约第189条规定： “欧洲议会(与理事会共同行事)、理事会与委员会应制定规则、发布指令、做出决定、 提出建议或发表意见。规则具有普遍适用性，具有完整的约束力，并在所有的成员国中 直接适用。指令在要取得的结果上对它所发向的成员国具有约束力，但在方式与方法的 选择上留待各国当局决定。决定对它所发向的各方具有完整的约束力。建议与意见不具 有约束力。”[2](P184) 从上述条款中不难看出，共同体在许多方面有凌驾于成员国之上的法律地位与权力， 但共同体内各机构的权力划分则使共同体的实际权力地位打了很大的折扣。欧洲议会与 委员会代表的是共同体的集体利益，但共同体的实际权力则掌握在由成员国政府指派的 部长理事会手中。另一方面，部长理事会及常设代表委员会的成员只是成员国政府或其 首脑派出的代表，他们参加谈判、讨价还价、寻求妥协，但并没有最终的决定权。有鉴 于此，共同体顶层实际处于权力空悬的状态。随着一体化的发展，共同体的权力归属问 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热衷于一体化的人士主张将欧洲议会及委员会转变成共同 体的实体权利机构，并将共同体逐步建设成具有主权国家性质的政治联盟，但这一主张 却招致了戴高乐的不满与反对。 戴高乐反对任何形式的超国家主义安排。他认为，“民族国家构成了惟一有意义的政 治现实”[3](P70)，因此拒不接受将民族国家融合为一个超国家共同体的主张，声称欧 洲应成为“从乌拉尔到大西洋大陆国家之间合作构成的实体”[4](P21)，该实体将“独 立于美苏阵营，发挥自主的世界作用，捍卫自身的利益”[3](P170)。戴高乐复出以后 显然认识到了欧共体的合作将给法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好处，但其固有的欧洲观并未发生 实质性的改变。他曾公开表示：“外面提供的酒杯固然非常大，但我们愿意从自己的杯 中喝酒，同时与我们周围的人碰杯。”[5](P112)他复出之初之所以“慷慨激昂地声言 法国既然已经签订了《罗马条约》，就将承担其承诺的义务”[4](P24)，根本原因在于 此时的戴高乐还无力按照他个人的意愿来改造欧共体。随着法国国内局势的缓解以及共 同体的进一步发展，戴高乐日益将注意力转向欧共体，力图使其成为恢复法国大国地位 的政策工具，其结果必然使共同体内两大主张之间的交锋日趋激烈。 1959年戴高乐在罗马时提出一项建议，希望建立共同体6国外长定期会晤机制，并设立 一个常设秘书处协助其工作。法国的建议受到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欢迎。11月，6国同意 共同体国家外长每3个月会晤一次，主要目的是协调6国的政策。然而戴高乐上述建议的 真正意图不仅仅是协调6国的政策。1960年5月戴高乐明确表示，法国希望“为建立一个 政治、经济、文化及人道的西欧同盟做出贡献，组织该同盟的目的是为进步与防卫而采 取行动”[4](P35-36)。法国政府提议6国应尽快召开首脑会议讨论法国的建议。
